第二個段落是三、四十年代，郭沫若變為“詩人—社會活動家”。由“文學革命”、“兩個口號”論爭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郭沫若常因其文名簇擁到政壇，雖然其浪漫的個性並不宜於政界，卻也以相當多的精力投入社會活動。他的創作告別了“五四”時期那種朝氣，而逐步強化了現實感，而浪漫主義的想像力和激情也衰落了。從文人普遍感時憂國的時代風尚看，郭沫若這種轉變是必然的，甚至也是必要的，然而這種轉變並不適合郭沫若那種天才型、文藝型性格。郭作為浪漫詩人的心理、性格不能不被現實政治所扭曲、束縛，這壹時期雖然也創作過《屈原》歷史劇這樣有影響的作品，但總的來說，郭沫若的創造力與時遞減。
第三個段落是中國內地解放後，郭身居高位，雜務纏身，雖仍不時動筆，但多為應制之作，藝術上不足觀。
綜觀郭沫若的壹生，前後期有很大變化，但郭主要以詩名世，是詩人、文人，並非政治家。他留給人們的也主要是詩。所以評價這樣壹位人物，應著眼於其詩，特別是《女神》等早期詩作。後期郭沫若最為人詬病的是表現太趨時，但考其心理性格特征，此“趨時”仍可說主要是文人表現，大可不必以政治人物的標準去要求和衡量。況且郭畢竟是壹個曾經非常真實過的人，那是壹種比較徹底正視人性壹切方面的真實，壹種令傳統的沈悶心態難於忍受的真實，這就很難能可貴了。壹個社會所要求的文學產品必然是多方面的，既要有哲人式的深邃，也要有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和真誠的抒情，我們應當承認，現代文學的這兩方面都還太少。正因為這樣，我們應以寬容和知人論世的態度去評說郭沫若其人其詩，理解和珍惜《女神》等“五四”文化遺產，而不是苛求這樣壹位天才詩人。
我們是壹個團的，給我滿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