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詩基本上是無解的。沒人知道他說的是什麽，或者想要說什麽。是啊，當時便已惘然的，又如何追憶？但如不追憶，又豈知當時惘然？可見問題不在可說不可說，而在怎麽說。把不可說的說得聲聲入耳，正是李商隱的魅力。
李白卻不是這樣。
與字字珠璣的李商隱不同，李白基本上是想怎麽說就怎麽說，愛怎麽說就怎麽說，完全是興之所至，汪洋恣肆，比如：《將進酒》。
顯然，這裏面沒有什麽謀篇布局、遣詞造句，只有隨心所欲的痛快淋漓，脫口而出的波瀾壯闊。實際上李白的詩句不少口氣嚇人，這會兒要搥碎黃鶴樓，倒卻鸚鵡洲，過會兒又恨不得把壹江春水都變成好酒。明明是些大話、瘋話、牛皮話，但他自己樂意說，別人也樂意聽，還百聽不厭。 這才是盛唐氣象。
實際上在安史之亂前，大唐是相當包容的，既容得下武則天這樣的女人，也容得下安祿山那樣的胡人，當然更加容得下李白壹類的狂人。在朝氣蓬勃百無禁忌的盛唐，這種無賴由於真實、率性、毫不做作，也是討人喜歡的。 就這樣，李白鮮活地成為時代的形象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