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的社會動蕩對生產力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有誌之士憂國憂民，對軍閥混戰不滿，對人民遭受的災難表示同情。因此，建安文學形成了關註民生、憂國憂民、誌在建功等社會內容，其藝術風格慷慨悲涼、充滿活力。曹父子三人、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燦、徐幹、、楊穎、劉真)等作家，以深厚的學識和良好的修養繼承了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以建安年間的社會和人民疾苦為題材，使文學創作進入了自覺階段。曹操寫的“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等詩，是東漢末年的壹種記錄。“老馬蹲伏，誌在千裏”等詩句，體現了剛健剛健的精神，剛健有力，樹起了建安品格的旗幟。
建安文學成就空前，造就了壹大批優秀詩人，開創了文學創作的新時代，產生了影響深遠的文學作品，使我國詩歌這壹文學形式從民間進入藝術殿堂，尤其是五言詩的創作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使詩歌成為最具創造力的文學體裁，在古典文學的百花園中綻放，從題材、體裁、寫作技巧等方面對盛唐詩歌和中唐新樂府運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