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先寫“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消魂”。陸遊晚年說過：“三十年間行萬裏，不論南北怯登樓”（《秋晚思梁益舊遊》）。梁即南鄭，益即成都。實際上以前的奔走，也在“萬裏”“遠遊”之內。這樣長期奔走，自然衣上沾滿塵土；而“國仇未報”，壯誌難酬，“興來買盡市橋酒……如鉅野受黃河頓”（《長歌行》），故“衣上征塵”之外，又雜有“酒痕”。“征塵雜酒痕”是壯誌未酬，處處傷心（“無處不消魂”）的結果，也是“誌士淒涼閑處老”（《病起》）的寫照。
“遠遊無處不消魂”的“無處”（“無壹處”即“處處”），既包括過去所歷各地，也包括寫這首詩時所過的劍門，甚至更側重於劍門。這就是說：他“遠遊”而“過劍門”時，“衣上征塵雜酒痕”，心中又壹次黯然“消魂”。
引起“消魂”的，還是由於秋冬之際，“細雨”蒙蒙，不是“鐵馬渡河”（《雪中忽起從戎之興戲作》），而是騎驢回蜀。就“亙古男兒壹放翁”（梁啟超《讀陸放翁集》）來說，他不能不感到傷心。當然，李白、杜甫、賈島、鄭棨都有“騎驢”的詩句或故事，而李白是蜀人，杜甫、高適、岑參、韋莊都曾入蜀，晚唐詩僧貫休從杭州騎驢入蜀，寫下了“千水千山得得來”的名句，更為人們所熟知。所以騎驢與入蜀，自然容易想到“詩人”。於是，作者自問：“我難道只該（合）是壹個詩人嗎？為什麽在微雨中騎著驢子走入劍門關，而不是過那‘鐵馬秋風大散關’的戰地生活呢？”不圖個人的安逸，不戀都市的繁華，他只是“百無聊賴以詩鳴”（梁啟超語），自不甘心以詩人終老，這才是陸遊之所以為陸遊。這首詩只能這樣進行解釋；也只有這樣解釋，才合於陸遊的思想實際，才能講清這首詩的深刻內涵。
壹般地說，這首詩的詩句順序應該是：“細雨”壹句為第壹句，接以“衣上”句，但這樣壹來，便平弱而無味了。詩人把“衣上”句寫在開頭，突出了人物形象，接以第二句，把數十年間、千萬裏路的遭遇與心情，概括於
劍門關細雨廊
七字之中，而且毫不費力地寫了出來。再接以“此身合是詩人未”，既自問，也引起讀者思索，再結以充滿詩情畫意的“細雨騎驢入劍門”，形象逼真，耐人尋味，正如前人所言，“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但真正的“功夫”仍在“詩外”（《示子遹》）。[3]
另壹說認為：自古詩人多飲酒，李白鬥酒詩百篇，杜甫酒量不在李白之下。陸遊滿襟衣的酒痕，正說明他與“詩仙”、“詩聖”有同壹嗜好。騎驢，也是詩人的雅興，李賀騎驢帶小童出外尋詩，就是眾所周知的佳話。作者“細雨騎驢”入得劍門關來，這樣，他以“詩人”自命，就正是名副其實了。
但作者因“無處不消魂”而黯然神傷，是和他壹貫的追求和當時的處境有關。他生於金兵入侵的南宋初年，自幼誌在恢復中原，寫詩只是他抒寫懷抱的壹種方式。然而報國無門，年近半百才得以奔赴陜西前線，過上壹段“鐵馬秋風”的軍旅生活，現在又要去後方充任閑職，重做紙上談兵的詩人了。這使作者很難甘心。
所以，“此身合是詩人未”，並非這位愛國誌士的欣然自得，而是他無可奈何的自嘲、自嘆。如果不是故作詼諧，他也不會把騎驢飲酒認真看作詩人的標誌
作者懷才不遇，報國無門，衷情難訴，壯誌難酬，因此在抑郁中自嘲，在沈痛中調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