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陶歸園田居①(選壹)
窮猿既投林，疲馬初解鞅②。
心空飽新得，境熟夢余想。
江鷗漸馴集，蜑叟己還往③，
南池綠錢生，北嶺紫筍長。
提壺豈解飲，好語時見廣。
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
註釋
①此詩是蘇軾追和陶淵明《歸園田居》的次韻之作，壹組***六首，這裏選第二首。詩題下作者自序：“三月四日，遊白水山佛跡巖，沐浴於湯泉，晞發於懸瀑之下，浩歌而歸，肩輿卻行。以與客言，不覺至水北荔枝浦上。晚日蔥昽，竹陰蕭然，荔子累累如黃實矣。有父老年八十五，指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攜酒來遊乎?’意欣然許之。歸臥既覺，聞兒子過誦陶淵明《歸園田居》詩六首，乃悉次其韻。始余在廣陵，和淵明飲酒詩二十首，今復為此，要當盡和其詩乃已耳。今書以寄妙總大士參寥子。”比較詳細地介紹了這壹組詩的寫作背景。
②鞅：古時套在馬頸上用以負軛的皮帶。
③蜑(dan)：古代南方民族之壹。蜑叟，這裏指此詩序言中提到的嶺南老人。
評析
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後去世。年輕的哲宗親政後，立即起用新黨、“紹述新政”，政局發生重大變化，元祐諸臣紛紛獲罪。紹聖元年，蘇軾遭到趙挺之等人的彈劾，以“譏刺先朝”的罪名貶知英州(今廣東英德)，南遷途中，又追改建昌軍司馬，再改寧遠軍節度副便、惠州(今廣東惠陽)安置。蘇軾這時已是五十九歲的高齡，垂老投荒，來到嶺南，開始了他第二次的貶謫生活。
政治上壹再的沈重打擊，使蘇軾對統治階級的黑暗和腐朽逐漸有了較為清醒的認識，對北歸中原已不再抱太大的幻想;貶謫嶺南的生活，又使他得以徜徉在秀麗的山水之間，與田父野老往來，得到他們許多同情和安慰。這兩方面的原因，都促使蘇軾的思想發生著深刻的變化。他渴望自己擺脫仕途的羈絆，重返大自然的懷抱，野居田耕，過壹種自由自在的生活。這種感情，與七百年前的陶淵明有了越來越多的相通之處。
蘇軾元祐七年知揚州時，曾作《和陶飲酒》二十首，是其和陶詩的開始;貶謫嶺南後，他便有意識地全面和陶。到元符三年在儋州聞赦而作的《和陶始經曲阿》，總***創作了壹百二十四首，終於實現了他“盡和陶詩”的願望。其中《和陶歸園田居》六首，則是他初到嶺南時所寫的、最有代表性的組詩之壹。我們這裏分析的，是這壹組詩中的第二首。
這首詩壹開始，便寫出了作者在遠離朝廷、遠離政治鬥爭的漩渦之後，身心的無比輕松和歡悅。“窮猿既投林，疲馬初卸鞅”，這兩個比喻，表現出極鮮明的感 *** 彩。詩人對自己前半生“壹七典名郡，再入翰林，兩除尚書，三忝侍讀”(《謝兼侍讀表》)的所謂“功名事業”不僅全無留戀，反而覺得自己那時簡直就像被追獵的猿猴，像負軛的疲馬，憂勞驚懼、心力交瘁;而貶謫嶺南，則使他感到如同窮猿返回故林、疲馬卸下重負壹樣，終於可以長長地出壹口氣、可以過上自由的生活了，感到壹種身心解脫的巨大欣喜。這種感情，與陶淵明的“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陶淵明《歸園田居》五首之壹)的感情是壹致的。但是，如果聯系這兩個人的不同的經歷，我們就不難看出，蘇軾對於仕途的險惡、官場的黑暗，顯然看得更加清楚，感受也更深，因而對於重返自然也就感到更大的欣慰。
接著，詩人寫出了來到嶺南的最初的印象。嶺南的山水是奇美、秀麗的，春到嶺南，碧綠的湖水中冒出了小小的、圓圓的荷葉，青青的山坡上鉆出了尖尖的、紫色的筍芽，這景色是優美動人的。當詩人第壹次面對著這秀美的山川時，他感到自己饑渴的心靈得到了極大的滿足。漸漸地，江邊的沙鷗與人相熟，已不再驚飛，嶺南的父老(蜑叟)也與詩人有了親切的往來，邀詩人於荔枝熟時攜酒來遊。這個生活環境顯然是溫暖而親切的。當詩人逐漸熟悉了這個新的生活環境之後，心中不禁又產生出無數美好的遐想。這裏的“心空”二字，寫出了詩人“玉堂金馬久流落”(《遊羅浮山壹首示兒子過》)時內心的空虛和苦悶;而壹個“飽”字和壹個“夢”字，則表現出他在新境遇中的愜意和對未來的憧憬。生活的熱情和勇氣，洋溢在這詩句的字裏行間。
正因為嶺南的春色是如此之美，新的生活環境又是如此親切，所以詩人的心中充滿了歡樂和喜悅。全詩的最後四句，即抒發了他這種激動的心情。他說：我興致勃勃地提著酒壺，可是心中興奮，哪裏還想著飲酒?美好的景色不斷引發著我的靈感，使我詩興大發、思如泉湧。但更美的還是那碧波蕩漾的春江，在那裏，壹定有無數佳句可以尋覓，只是我的心已經沈醉，如同墮入那浩渺的春江之水中，神思搖動，不可自持了。
結尾的“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這兩句詩，歷來被認為是蘇軾晚年的藝術高境。如陸遊就曾指出：“東坡此詩(按：指熙寧六年春通判杭州任上所作《湖上夜歸》)雲‘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復出壹聯雲：‘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又加於少作壹等。近世詩人老而益嚴，蓋未有如東坡者也。”(《跋東坡詩草》，見《渭南文集》卷二十七)查慎行也認為這兩句詩“句有神助”(《初白庵詩評》卷中)，評價都很高。
但也有不同的觀點，如有人批評說：“‘春江有佳句’，其佳何在?將它以生動的形象、優美的語言表達出來不是更好嗎?”“詩人不寫出來，或者說他的感受沒法表達出來……這反映了詩人對藝術的妥協和詩人之缺乏表現力”，並以此做為“蘇軾晚年詩才衰退之壹例”，我們覺得這種意見是不夠公允的。
首先，詩人“不寫出來”，並不等於“感受沒法表達出來”，這還不只是因為這是壹首次韻之作，受原唱句數韻律的限制，而且是因為作者在描寫“南池”、“北嶺”等嶺南春色時，已經采用了直接描寫的方法，再寫“春江”之美時，如仍用同樣的手法，就有可能造成文字的平板和形式的單調。所以作者改用了側面描寫的方法，通過寫春江使人心醉，來表現春江之美，遂使得文情曲折、搖曳生姿。這正反映出詩人表現力的豐富。另外，“有佳句——墮渺莽”這個構思是十分奇特的，它通過寫詩人面對美麗的春江，從興奮激動、靈感觸發、詩思泉湧，到陶然心醉、神思飄忽、不可自持這樣壹個感受過程，表現了詩人的心靈與大自然遇合感通，直至達到物我兩忘、融而為壹的奇妙境界。把這個境界與“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相比，“少作”顯然僅僅達到了“得意忘言”的境界而已，與陶淵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之五)沒有什麽不同，而晚年之作則表現了詩人在藝術上的新的探求，確實是“加於少作壹等”，而不是“詩才衰退”。總之，前人說這兩句詩代表了蘇軾晚年的藝術高境，誠非妄言。
《和陶歸園田居》這首詩是蘇軾和陶詩中很有代表性的壹篇，通過它，我們可以發現蘇軾和陶詩的壹些重要的特點。
首先，蘇軾和陶，關鍵在於追求壹個“悟”字。這是他和陶的根本原因，也是他全部和陶詩的精神實質之所在。蘇軾曾經說過：“……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如其為人，實有感焉。”(引自蘇轍《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引》)在蘇軾看來，陶淵明雖然也曾“誤落塵網中，壹去十三年”(《歸園田居》五首之壹)，但他在黑暗的政治現實面前，終於覺悟，能夠毅然辭官，拂袖而去;而不是委順幹祿、自尋煩惱。這使得“出仕三十余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大難”(蘇轍《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引》)的蘇軾確實敬慕不已。“但恨不早悟，猶推淵明賢。”(《和陶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蘇軾所“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壹”(引自蘇轍《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引》)的，也正是這個“悟”字。
正因為如此，蘇軾在此詩中談到自己被貶嶺南的境遇時，不僅毫無悲戚，反而表現出對於遠離政治黑暗、身心得以解脫的由衷慶幸和巨大欣喜。在描寫嶺南春色時，詩人更是充滿 *** 地去美化周圍的壹切，創造出壹個優美親切、令人心醉神迷的理想化的境界。像這些地方，都顯示出詩人對社會、對人生的壹種“悟”性。在這種悟性中，雖然也包含著隨緣委命、自然遷化、返樸歸真等思想因素，但我們更突出地看到的，卻是蘇軾潔身自好、不與惡勢力同流合汙的卓然品節，和他在殘酷的打擊迫害之下，堅定不屈、樂觀曠達的人生態度，這是不能用“消極”、“虛無”幾個字，簡單地加以否定的。
蘇軾和陶的另壹個突出特點，是努力追求陶詩的古樸平淡之風。我們看此詩的風格，確實與詩人杭密徐湖時期那種縱筆快意、汪洋恣肆、俳諧怒罵、奇氣縱橫、隸事用典、以文為詩的風格，有著明顯的不同。它不用典故，不假雕飾，沒有華麗的詞藻，感情樸實真摯，格調清新明快，畫面寧靜悠遠。像“南池綠錢生，北嶺紫筍長”這樣的句子，造語極其平淡，仿佛毫不經意，自在流出。這些，都反映出詩人在風格上的新的追求。然而，這種“平淡”，並不是梅堯臣那種“淡得往往沒有味”(錢鐘書《宋詩選註》)之“淡”，而是壹種爐火純青、自然入妙的境界。蘇軾在《與侄書》中曾說：“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可見蘇軾晚年和陶詩中所追求的“平淡”，乃是“絢爛之極”的表現。清朱庭珍在《筱園詩話》中曾說過：“蓋根底深厚，性情真摯，理愈積而愈精，氣彌煉而彌粹。醞釀之熟，火色俱融;涵美之純，痕跡迸化。天機洋溢，意趣活潑，誠中形外，有觸即發，自在流出，毫不費力。故能興象玲瓏，氣體超妙，高渾古淡，妙合自然。所謂絢爛之極，歸於平淡是也。”用這段話來解釋蘇軾的“平淡”，應當說是再恰當不過了。紀昀說此詩“淡宕竟佳好”(《紀評蘇詩》卷三十九)，正是指出了此詩與陶詩相同的“質而實綺，臒而實腴”(蘇軾語，引自蘇轍《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引》)的藝術特點。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蘇軾和陶，雖然在思想和藝術上都有重要的相似之處，但只不過求總的風貌與陶相近而已，並不是每壹首詩都“置之陶集，幾不可辨”(紀昀評《和陶貧士》之二語)，更不是句句逼真淵明。比如此詩中的“心空飽新得，境熟夢余想”壹聯，紀昀就曾指出“二句乃似昌黎”(《紀評蘇詩》卷三十九);結尾的“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二句，紀昀更特別指出：“此種是東坡獨造”(同上)。可見蘇軾在次韻和陶時，並沒有亦步亦趨、“雙鉤填廓”式地摹仿前人，而是始終保持了自己獨立的藝術個性和藝術追求。正因為如此，元好問認為：“東坡和陶，氣象只是東坡”(《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紀昀指出：蘇軾“斂才就陶，而時時自露本色”(《紀評蘇詩》);王文誥也曾指出：“公之和陶，但以陶自托耳。至於其詩，極有區別”(《蘇詩編註集成》)。這些論述，都說明蘇軾和陶詩的藝術成就，不但在於它的肖陶之處，而尤其在於它的堅持本色，在於它顯示了壹個活脫脫的東坡!這是我們閱讀蘇軾的和陶詩時，需要隨處加以留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