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名：絕句
古木陰中系短篷，
杖藜扶我過橋東。
沾衣欲濕杏花雨，
吹面不寒楊柳風。
摘引：“古木陰中系短篷，杖藜扶我過橋東。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這首小詩，寫詩人在微風細雨中拄杖春遊。詩句短小、簡潔、明快。細細品味口齒生香，妙不可言。作者是宋朝僧人誌南，詩名題為《絕句》，在《宋詩紀事》中，誌南僧就留有這麽壹首詩，且還沒有實質性的題目，只是借詩的形式題了這麽壹個不關意旨的詩題。然而就是這壹首詩才使後人讀其詩、知其名，而此詩意境高遠，詩風恬淡、閑適，確有盛唐田園詩之遺風。
首先，以實境與虛境相結合的寫法展示了中國美學表現萬物之靈趣的特點。“杖藜扶我”是將藜杖人格化了，把藜杖寫成是壹位可以依賴的遊伴，扶人前行，使人有親切感和安全感，從而遊興大發，欣欣然通過小橋，壹路向東。橋東和橋西，風景未必有很大差別，但對春遊的詩人來說，向東向西，意境和情趣卻頗不相同。“東”，有些時候便是“春”的同義詞，譬如春神稱作東君，東風專指春風。詩人過橋東行，正好有東風迎面吹來，無論西行、北行、南行，都沒有這樣的詩意。詩的後兩句尤為精彩：“杏花雨”，早春的雨。“楊柳風”，早春的風。這樣說比“細雨”、“和風”更有美感，更富詩情畫意。楊柳枝隨風飄蕩，給人以春風生自楊柳的印象。稱早春時的雨為“杏花雨”，與稱夏初的雨為“黃梅雨”，道理正好相同於“小樓壹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南宋初年，大詩人陸遊已將杏花和春雨聯系起來。“沾衣欲濕”，用衣裳似濕未濕來形容初春細雨似有若無，更見得體察之精微，描摹之細膩。試想詩人扶杖東行，壹路紅杏灼灼，綠柳翩翩，細雨沾衣，似濕而不見濕，和風迎面吹來，不覺有壹絲兒寒意，這是另人爽心愜意的春日遠足。有人不免要想，誌南和尚這樣興致勃勃地走下去，遊賞下去，到他想起應該歸去的時候，怕要體力不支，連藜杖也扶他不動了吧？不必多慮。詩的首句說：“古木陰中系短篷”。短篷不就是小船嗎？誌南和尚原是乘小船沿溪水而來，那小船就系在溪水邊老樹下，正待他解纜回寺。
其次，把宇宙中自然景物與人類心靈及生命律動結合起來，形成壹種感人而靈動的姿態，打動我們的心，穿越千年而不變。沾衣欲濕，似紅唇輕吻，素手輕拂，多壹點則覺猥褻，少壹滴則顯飄浮；吹面不寒，似耳鬢輕訴，嬌喘呢喃，輕壹絲則過於詭異，重壹息則落於粗俗。總之壹句話，讀此兩句，如目親視，如耳親聞，如身親受。這是慰藉忙碌者的清心心經，這是叫醒追逐名利者的靜心心經，這是呵護元神回竅的歸心心經。歸結到壹個感覺，這就是天籟之中仙子般的意境，恬淡而又素雅，爽潤而又清新。前人寫春的詩句，也不勝枚舉。例如：“碧玉妝成壹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絳。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賀知章《詠柳》）“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壹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韓愈《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自是尋春去校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杜枚《悵詩》）“颯颯東風細雨來，芙蓉塘外有輕雷。”（李商隱《無題四首》）而唯獨“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兩句既空靈，又動人。詩中並沒有提到春之壹句，但春天明快的和風細雨卻暖暖地流淌在心中。
再次，是把詩與畫聯系起來。把美境與人的審美意識結合起來。形成主觀精神的賞心和客觀美境的悅目。造就壹種讓人心動的感悟與***鳴，宋人趙與虤《娛書堂詩話》卷上曾載：”僧誌南能詩，朱文公嘗跋其卷雲：'南詩清麗有余，格力閑暇，無蔬筍氣’。如雲：‘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予深愛之。'“這說明誌南是詩歌創作上的多面手，不管有無蔬筍氣，僧人都能寫出好詩。尤其是詩的後兩句寫二月天的輕柔涼美，生動而活脫，遂成為千古名句。蒼拙古木林中，於岸邊樹陰之處停下小船，系上纜繩，然後登上河岸。“短篷”即小舟。此壹句開篇，似乎氣氛有些陰郁。古木濃陰，置身其中，四圍不免充溢頹腐之氣，還會使人想起有古木便會有悲鳥，“悲鳥號古木”，似乎已經是定勢了的壹種意象組合。然而詩僧卻就此打住，只是“古木陰中”，點到為止，化腐朽為神奇，不偏不倚地撐出壹只小船來，且不緊不慢，停停當當地系在岸邊，悠悠之中，很有方寸。雖不是“日暮待情人，維舟綠楊岸”（儲光羲《釣魚灣》）般的旖旎與幽麗，但卻也別有壹種清涼幽靜的美感，系舟後，詩僧拄著藜杖，踏上小橋，奔橋東而去，古木斑駁，水流汩汩，似乎能聽到詩僧拄藜杖系板橋的篤篤之聲；身影蕭疏，壹步步，隱入了橋東那另壹個世界裏。“杖藜”即為拐杖，宋代秦觀《寧浦書事》詩之五曾有“身與杖藜為二，對月和影成三”句，將杖藜和自身來了壹個意識的平等，互為依托。誌南此詩更絕，杖藜在他意識中已遠沒有了“我扶”之作用，也沒有“互扶”之作用，倒是反過來了，是“杖藜扶我”，詩僧自己成了不是杖藜的的杖藜，這是怎麽回事？實際上，誌南此說才正合常道。在平常人看來，拐杖是人扶著走路的，可正是靠人扶，拐杖才成為拐杖，如沒有了人，拐杖何以得立，人可以不扶杖，但杖必須得扶人。因此，不是人扶杖藜，而是杖藜扶人，自然便是“杖藜扶我過橋東”了。禪者的觀物方式，表面看去有悖邏輯和常理，但正是這種反常，才構成了詩的奇趣，最終又歸合常道。這其中，是深契事理的，只不過是比常人更深入壹層，更有曲折之感。這就是禪家所說的“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的意蘊與真諦。在帶著節奏的“篤篤”聲中，杖藜扶著詩僧從橋西來到了橋東。“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兩句是說在二月天裏，沾人衣服直要潮濕的，是那杏花開時常下的杏花雨；吹人臉面而不覺寒冷的，是那楊柳樹中吹來的楊柳風。“杏花雨”是指清明時節杏花盛開，細雨潤澤的景象。“欲濕”是似濕未濕，欲擾猶濕，濕而不沾，沾而不淋的若即若離的狀態。這正是杏花雨帶給人輕夢壹般的愜意和融洽。更兼那使柳絲依依，輕柔和煦，吹在臉上涼美而不寒冷的二月春風，真正構成了壹個如詩如夢的境界。人置其中，看如煙杏花，如線楊柳；感如酥細雨，如絲和風，也正如蟬翼紗幕之後，欣賞明眸流睇之美，表達了對大自然的壹種特殊感情。
最後，把常人的境界詩體化，形成了有我之意境與無我之意境的結合，產生了壹種通透而又酣暢淋漓的美感。宋人論僧詩，“無蔬筍氣”似乎是最高境界。他們認為僧詩要具清撥之韻，有本分家風，水邊林下氣象。看來誌南此詩頗合標準，才贏得凡事講究標準的朱熹的稱贊。實際上，有無“蔬筍氣”並不見得是論僧詩的最高標準。僧也罷，俗也罷，在詩之真諦上並沒有截然界限，“真詩人必不失僧侶心，真僧侶亦必有詩人心。”（錢鐘書《談藝錄》八八引法國白瑞蒙《詩醇》語）誌南此詩被人稱賞，主要還是於平常景物中寫出了壹種詩趣，或是禪趣。那種橋東橋西的不同境界，那種“枝藜扶我”的反常合道，那種杏花雨、楊柳風的柔美清麗，既是平常的，又是滿含詩味的。誠如錢鐘書先生在《談藝錄》中所說：“平常非即慣常。譬如人莫不飲食，而知味者則鮮。凝神忘我而自覺，則未忘我也；及事過境遷，亡逋莫追，勉強揣摩，十不得壹。微茫渺忽，言語道窮，故每行而不能知，知而不能言，不知其然而然。”同是平常景，不同的人便會有不同的“言”，取得不同的審美收獲。成佛成魔壹念間，誌南留下壹首好詩，正是他橋東到橋西知其然而然的緣故。終於說完了，意思其實就是：乘小船沿溪水而來，我扶杖東行，壹路紅杏灼灼，綠柳翩翩，細雨沾衣，似濕而不見濕，和風迎面吹來，楊柳枝隨風蕩漾，不覺有壹絲兒寒意。明朱承爵《存餘堂詩話》：“作詩之妙，全在意境融徹，出音聲之外，乃得真味。”清俞樾《春在堂隨筆》卷二：“雲棲修篁夾道，意境殊勝。”端木蕻良《關山月的藝術》：“畫梅花的，很少能闖出林和靖式的梅花品格，總是強調暗香疏影這般意境。”寫春天的詩也很多，能寫出誌南和尚杏花雨楊柳風意境的卻也寥寥無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