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葉聖陶先生關於“語文”含義的論述
揚州大學文學院 徐林祥
1949年，葉聖陶先生主持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工作，建議把舊有的“國語”和“國文”壹律更名為“語文”，從此開始了“語文”壹詞廣為使用的新時代。
“語文”作為壹門課程的名稱，其基本內容包括聽、說、讀、寫的訓練。葉聖陶說：“‘語文’壹名，始用於壹九四九年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選用中小學課本之時。前此中學稱‘國文’，小學稱‘國語’，至是乃統而壹之。彼時同人之意，以為口頭為‘語’，書面為‘文’，文本於語，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見此學科‘聽’、‘說’、‘讀’、‘寫’宜並重，誦習課本，練習作文，固為讀寫之事，而茍忽於聽說，不註意訓練，則讀寫之成效亦將減損。”[1]
“語文”既作為課程名稱，又作為教材名稱。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編審局編輯出版了全國統壹的以“語文”命名的教材。這套教材的《編輯大意》指出：“說出來的是語言，寫出來的是文章，文章依據語言，‘語’和‘文’是分不開的。語文教學應該包括聽話、說話、閱讀、寫作四項。因此，這套課本不再用‘國文’或‘國語’的舊名稱，改稱‘語文課本’。”[2]
無論是以“語文”作為課程名稱，還是以“語文”作為教材名稱，其基本思想似乎都可以明確表述為：“語文”即“語言”，包括“口頭語言”（語）和“書面語言”（文）。葉聖陶解釋說：“什麽叫語文？語文就是語言，就是平常說的話。嘴裏說的話叫口頭語言，寫在紙面上的叫書面語言。語就是口頭語言，文就是書面語言。把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連在壹起說，就叫語文。”[3]
葉聖陶先生對“語文”學科的命名及其解說，曾得到語文教育界的普遍認同。呂叔湘先生在1978年4月22日以《中小學語文教學問題》為題的講話中說：“解放初期有壹個出版總署，底下有壹個編審局，就是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前身，主要任務是編教科書。這就碰到了壹個問題，就是語文這門課，是老辦法小學叫國語、中學叫國文好呢，還是想法統壹起來？當時有壹位在裏頭工作的同誌提議說，我們就叫它語文行不行？語也在裏頭，文也在裏頭。後來就決定用語文這個名稱了。”[4]張誌公先生在1979年5月寫的《說“語文”》壹文中也說：“壹九四九年六月，全國大陸已經大部分解放，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著手研究在全國範圍內使用的各種教材問題。關於原來的‘國語’和‘國文’，經過研究，認為小學和中學都應當以學習白話文為主，中學逐漸加學壹點文言文；至於作文，則壹律寫白話文。總之，在普通教育階段，這門功課應當教學生在口頭上和書面上掌握切近生活實際，切合日常應用的語言能力。根據這樣的看法，按照葉聖陶先生的建議，不再用‘國文’、‘國語’兩個名稱，小學和中學壹律稱為‘語文’。這就是這門功課叫作‘語文’的來由。這個‘語文’就是‘語言’的意思，包括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在口頭謂之語，在書面謂之文，合起來稱為‘語文’。”[5]
在“語文”作為課程教材名稱使用的過程中，對“語文”含義，除了“語文就是語言”之外，還有“語言文章”、“語言文字”、“語言文學”等幾種不同的解說。
針對這些解說，葉聖陶先生多次指出：“‘語文’壹名，始用於壹九四九年之中小學語文課本。當時想法，口頭為‘語’，筆下為‘文’，合成壹詞，就稱‘語文’。自此推想，似以‘語言文章’為較切。‘文’謂‘文字’，似指壹個個的字，不甚愜當。‘文’謂‘文學’，又不能包容文學以外之文章。”[6]“其後有人釋為‘語言文字’，有人釋為‘語言文學’，皆非立此名之原意。第二種解釋與原意為近，唯‘文’字含義較‘文學’為廣，緣書面之‘文’不盡屬於‘文學’也。課本中有文學作品，有非文學之各體文章，可以證之。第壹種解釋之‘文字’，如理解為成篇之書面語，則亦與原意合矣。”[7]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對“語文”壹詞有兩個解釋，壹是“語言和文字”，壹是“語言和文學”。該詞典在解釋“語言”壹詞時稱：“‘語言’壹般包括它的書面形式，但在與‘文字’並舉時只指口語”。[8]這就是說：“語言文字”專指口頭語言和書面文字。呂叔湘認為：“語文這兩個字連在壹起來講，可以有兩個講法，壹種可理解為語言和文字，也就是說口頭的語言和書面的語言；另壹種也可理解為語言和文學，那就不壹樣了。中小學這個課程的名字叫語文，原來的意思可能是語言文字，但是很多人把他理解為語言文學。”[9]呂叔湘先生這裏雖然也將“語文”理解為“語言文字”，但仍然是指“口頭的語言和書面的語言”。
可見，葉聖陶先生所說的“語文就是語言”（包括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實際上已經包容了“語言文章”（“文章”為書面語言）、“語言文字”（“文字”為書面語言的符號）、“語言文學”（“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以書面語言為載體）的含義。
既然語文教育中的“語文”應理解為“語言”，那麽為什麽這門課程不叫“語言”而稱“語文”呢？這主要是因為“語言”有時僅指口頭語言，叫做“語文”，是為了強調這門課程不但包含口頭“語”，而且包含書面“文”。1980年7月14日，葉聖陶在小學語文教學研究會成立大會上解釋說：“壹九四九年改用‘語文’這個名稱，因為這門功課是學習運用語言的本領的。既然是運用語言的本領的，為什麽不叫‘語言’呢？口頭說的是‘語’，筆下寫的是‘文’，二者手段不同，其實是壹回事。功課不叫‘語言’而叫‘語文’，表明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都要在這門功課裏學習的意思。‘語文’這個名稱並不是把過去的‘國語’和‘國文’合並起來，也不是‘語’指語言，‘文’指文學（雖然教材裏有不少文學作品）。”[10]
我們理解:“語文”，作為學校教育的壹門課程，指的是祖國語言的教育，即作為中華民族通用語的漢語言的教育。既包含口頭語言的學習，又包含書面語言的學習；既包含語言形式的掌握，又包含語言內容的理解；既包含著壹個民族的語言系統和規則（即狹義的語言）的學習，又包含著按照這壹語言系統和規則所進行的言語行為（讀、寫、聽、說）的訓練以及按照這壹語言系統和規則形成的言語作品的學習。[11]正如鐘啟泉先生所指出的：“語文學科就是從形式與內容兩個側面發展學生語言能力的、兼具‘形式訓練’與‘實質訓練’的壹門綜合性的基礎學科。”[12]王寧先生則從語文教師的角度指出：“語文教師應當通過語文教學養成學生從語料中發現語言現象、概括語言規律的銳敏性、興趣和習慣；教給他們貯存語言材料的正確、有效方法，促使他們通過自學的積累，逐漸豐富自己的語言；讓他們在獲得新知識的實踐過程中，訓練他們把已加工成熟的思想用最得體、優美的語言表達出來的能力；最後，還要以語言為橋梁，培養他們的人際交往意識、創造思維意識和文化修養意識。”[13]
近幾年來，在關於“語文”含義的討論中，又有三種新的解說：“言語”說、“文學”說、“文化”說。
有學者認為：“‘語文’指的是漢言語，語文教育是我們母語漢語的言語教育。”[14]筆者以為，這壹觀點縮小了語文的外延。語文學習，既包括言語的學習，也包括狹義的語言的學習。雖然作為母語課程內容的語言系統及規則，人們可以在日常生活的語言環境中通過自發的經驗和認知多少獲得壹些，但這些畢竟是零碎的，與在學校教育的情境中通過較高級的思維活動系統地學習是不能相比的。學校開設語文課程之所以有必要，即在於可以使母語的學習和掌握，由自發的、偏重感性經驗的、少慢差費的暗中摸索，走向自覺的、偏重科學理性的、多快好省的明中探討，這其中便包括語言系統及規則的學習。
也有學者認為，語文就是文學，語文教育就是文學教育。筆者以為：這壹觀點同樣把語文的所指縮小了。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壹方面，作為壹門藝術，文學作品與政治論文、科普讀物、以及其他實用文章相比在以情感人、以美育人方面有其獨特的優勢，語文教育無疑要充分利用這壹優勢。另壹方面，作為學習語言的語料，語文課本中的文學作品與政治論文、科普讀物、以及其他實用文章的性質又是相同的。語文學習既然包含語言形式與內容方面的學習，就已經包含了作為語言的成品的文學作品與政治論文、科普讀物、以及其他實用文章的形式與內容方面的學習，文學教育就已經是語文教育的應有之義了。而以文學來解說語文，將政治論文、科普讀物、以及其他實用文章的讀寫排除在語文之外，則顯然是不妥的。
還有學者認為：“從語文的本體來看……語文就是文化的存在，文化是語文的‘底座’，語文與文化血肉同構，語文就是文化。”[15]筆者以為，這壹觀點又將語文泛化了。文化是什麽？“廣義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指社會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16]顯而易見，語文只能被看作是人類文化的壹部分。事實上，包括語文在內，學校開設的所有課程都是人類文化的體現，學習各門課程都是學文化。說“語文就是文化”固然沒錯，卻不能揭示語文學科的個性特征。
古人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葉聖陶先生關於“語文”含義的論述，對於我們正確把握語文學科的性質和語文教育的目標，推動當今語文教學的改革和發展，仍然是有現實意義的。
作者簡介：徐林祥，男，1956年生，揚州大學文學院博士、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語文課程與教學論、語文教育史、美學史與美育史研究。
註釋：
[1]葉聖陶：《答滕萬林》1964年2月1日，《葉聖陶集》第25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4頁。
[2]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編審局：《編輯大意》，《初級中學語文課本》第壹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版。
[3]葉聖陶：《認真學習語文》，見中華函授學校編《語文學習講座叢書》（壹），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3－4頁。
[4]呂叔湘：《中小學語文教學問題》，《呂叔湘論語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頁。
[5]張誌公：《說“語文”》，《張誌公語文教育論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頁。
[6]葉聖陶：《答孫文才》1960年1月21日，《葉聖陶集》第25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頁。
[7]葉聖陶：《答滕萬林》1964年2月1日，《葉聖陶集》第25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頁。
[8]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539頁。
[9]呂叔湘：《中小學語文教學問題》，《呂叔湘論語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頁。
[10]葉聖陶：《語文是壹門怎樣的功課》，《葉聖陶集》第13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頁。
[11]參見徐林祥、屠錦紅：《語文：壹體三維》，《中學語文》2005年第10期。
[12]鐘啟泉：《中外母語教材比較研究叢書?序》，《中外母語教材比較研究叢書》，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3]王寧：《漢語語言學與語文教學》，《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
[14]余應源：《語文“姓”什麽？》，《中學語文教學》，2001年第3期。
[15]曹明海：《語文：文化的構成》，《語文教學通訊?高中刊》，2004年第7－8期。
[16]辭海編輯委員會編：《辭海》下冊，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版，第40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