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顯然，受眾壹開始就用刻板印象先入為主的帶入了事件討論，這本來是壹種中立觀點，但是如果在事件不明了的情況下，刻板印象的負面作用在輿論中就會迅速被放大。比如人們刻板印象中認為，弱勢壹方壹定是受害者。完全弱化了觀點的客觀性。面對輿論的頻繁迅速反轉，無論是說媒體的不專業也好，還是說群眾的判斷力不足也罷，本質上來說，都是需要傳播者和接受者用公正客觀的觀點去看待事件的本身。作為媒體需要不帶偏見的努力還原事情真相，作為受眾，則需要理性思考，不要急於下結論。只有雙方相互影響，才能盡量減少輿論的頻繁迅速反轉的現象。
輿論反轉，是壹種應該受控的正常演化過程，盡管輿論學上認為，輿論的轉化總是由片面到全面，由謬誤到正確的壹種人們對重大社會問題的認識演化的正常過程。但是從傳播角度來看，輿論的頻繁反轉往往意味著正常的社會傳播系統功能的弱化。大眾媒體的信息傳播壹直被認為具有權威性，但是在社會重大議題面前，頻繁迅速反轉的輿論會嚴重削弱大眾傳播媒體信息轉播的傳播性，造成謠言的迅速傳播，甚至會進壹步降低政府公信力。
那麽頻繁迅速的輿論反轉能提升人的判斷能力嗎？有的人說，隨著人的平均學歷的提升，他們的辨識能力也會進壹步加強，輿論的反轉會進壹步提高人的判斷能力。
從個體的思考角度來說，似乎是有壹點道理的。真的經得起推理嗎？
謠言是怎麽產生的？1947年美國社會學家G·W·奧爾波特和L·波斯特曼於提出了這麽壹個公式，R=I×A（R ：Rumour，I：important，A：Ambiguous）。簡單來說就是謠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謠言傳播的越迅速說明這件事真相越模糊，事件的重要程度也越高。相應的越重要的事件參與討論的人也越多，從而形成群體思想的可能性也越大。個體思想和群體思想有著巨大的差異。在群體中，沈默的螺旋會迅速生效，個體即使最開始保持了理性思考，但是在面對群體思想的巨大壓力下，為了獲得群體認同，往往會很快的放棄獨立批判的思考能力，轉而讓群體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勒龐在群體思想和個體思想互相影響的過程中也保持了消極態度。他在《烏合之眾》中說：“孤立的個人很清楚，在孤身壹人時，他不能焚燒宮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這樣做的誘惑，他也很容易抵制這種誘惑。但是在成為群體的壹員時，他就會意識到人數賦予他的力量，這足以讓他生出殺人劫掠的念頭，並且會立刻屈從於這種誘惑。出乎預料的障礙會被狂暴地摧毀。人類的機體的確能夠產生大量狂熱的激情，因此可以說，願望受阻的群體所形成的正常狀態，也就是這種激憤狀態。”
所以，在社會重大議題面前，頻繁迅速的輿論反轉能否提升人的判斷能力是非常值得商榷的說法。
媒體的不專業更多的是源自於新媒體的反噬，信息的傳播速度越來越快。越來越多的的非行業從業者加入了新媒體行業，新媒體平臺愈加壯大。但是在成長路上高升的新媒體行業卻並沒有提高全行業新聞的素養。由於過度關註點擊量和關註量，新媒體平臺轉而開始反噬傳統媒體。
難以抗拒的粉絲效應和變現誘惑，由於新媒體平臺消息傳播越快，標題越有噱頭，點擊關註量越高，帶來的收益也越高的平臺特性，讓追求傳播速度與點擊關註量成為了新媒體平臺追求的唯二指標。為了追求速度與關註度，新聞公正性，全面性原則在新媒體平臺上被迅速拋離。簡單來說，新媒體收益=傳播速度+內容火爆度。這裏的收益不僅僅是現金變現，更是粉絲集群帶來的權威性。這對於新媒體從業者來說，簡直就是難以抗拒的兩大誘惑。
在誘惑面前，原則總是那麽不堪壹擊。
議程設置出現自下而上的反轉，議程設置是1972年，唐納德·肖和麥克姆斯在《大眾傳播的議程設置功能》中提出的理論，簡單來說就是，雖然我大眾媒體不能決定妳們這些受眾的具體看法和想法，但是我可以每天安排壹些信息和話題，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來影響受眾的看法和討論的先後順序。通常這是自上而下的。但是由於新媒體平臺的迅速發展，讓普通受眾也有了發聲平臺，扭轉了受眾原有的信息被動地位，甚至普通受眾能夠通過掌握的第壹手話題而成為話題構建者。因此傳統媒體為了保持關註度，也越來越關註普通受眾的看法，甚至會投其所好的設置議題。傳統媒體開始逐漸偏離議程設置原有的自上而下的軌道，開始出現自下而上的反轉。即受眾想討論什麽議題，傳統媒體就安排什麽議題。這也進壹步加劇了新媒體對傳統媒體的反噬。
急於發聲的受眾群體讓真相更難以觸及，新聞生產不再是傳統媒體的專利，反而逐漸轉移到了以微博微信為代表的新媒體平臺。這種相對自由的新媒體平臺也為普通受眾提供了更多樣的發聲途徑。
新媒體平臺已經成為了受眾獲取新聞的主要途徑。在平臺的迅速成長和網絡用戶的高速成長的雙重影響下，微博和微信逐漸成為了影響輿論的主要渠道，受眾急於發聲，也是為了爭奪話語權，輿論開始發酵的時候往往是事件真相最為模的時候。由於還沒有形成統壹觀點，人們也更樂意發表自己的看法。同時為了讓自己的觀點更受歡迎，人們甚至會以當事人或者爆料人的身份出現在議題下面，但是卻往往沒有足夠的證據來作證自己的觀點，從而給事件的真相有蒙上了壹層面紗。從本質上來說，這就是爭奪話語權的基本表現形式。
沒有證據支撐的輿論總是被輕易反轉。受眾的刻板印象弱化了觀點客觀性，在傳播學中有壹個重要觀點叫做“培養理論”。所謂培養理論就是指，傳統媒介對受眾的世界觀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也給受眾造成了各種刻板印象。
後真相是什麽？1992年，史蒂夫·特西奇在美國《國家》雜誌上的壹篇文章裏使用了“後真相”壹詞。特西奇認為，統治者在竭力壓制令他們蒙羞的真相，封鎖壞消息，民眾則竭力從中辨別出真相，並自覺或不自覺的生活在後真相的世界裏。2004年，拉爾夫·凱斯出版了《後真相時代：現代生活的虛假和欺騙》壹書，將“後真相”從政治擴展到大眾的日常生活。由此，後真相從“後真相政治”逐漸轉向了後真相與社會生活。此後，後真相又經歷了幾次具有節點性意義的發展。而2016年後，後真相則更多指向這樣壹種情形，即訴諸情感和個人信念要比客觀事實對形塑公眾輿論的作用更大。《牛津詞典》將“post-truth”（後真相）選為2016年的年度詞匯
後真相為何出現？社交媒體通常不具有統壹的政治和專業意識形態，因此只能不斷呈現碎片化的報道，這導致碎片化、情緒化、虛假的信息變得愈發不可控制。而算法推薦機制又加劇了信息繭房和回聲室效應，受眾包裹在自我偏好的信息當中，極端情緒化被放大。後真相暴露了民眾對公***機構（大眾媒體）的低信任度。很多人寧願偏聽偏信那些所謂“政治的”政客以訴諸情感的方式竭力打造的“感覺（直覺）真實”。另外，經濟和社會的不確定性也加大了人們對事實的懷疑。在《知識的邊界》壹書中，網絡化事實時期的“事實”大到不可知，有太多的事實，是我們不可能全部知道的。網絡強化了人們本來的立場，事實與觀點之間不再涇渭分明；不論何種觀點都不可能達到統壹的同意。由此，事實的土崩瓦解，正是造成後真相時代來臨的原因，每個人都開始擁有自己的“事實”。證實性偏差的概念最早由英國心理學家彼得·沃森提出，指人們更傾向於證實而不是證偽，在求證不確定的觀念時，人們更傾向於默認其真實性，並尋找證據來佐證這壹觀念。由於證實性偏差的存在，受眾在面對假新聞的時候首先判斷的不是它的內容是否準確無誤，而是它是否與自己既有的認知結構接近。如果它與受眾的認知期待非常接近，那麽無論信息是否存在著虛假的成分，受眾都會傾向於接受這壹敘述。後真相：當情緒的影響力超過事實。
後真相時代，我們如何追求真相？
（1）我們迫切需要首先確定事實是好的。事實可能令人不舒服乃至於令人絕望，但只有采取理性的、以事實為基礎的解決方案，我們才能期望壹個社會的繁榮。
（2）加強傳統媒體的引導力，事實查驗介入
（3）話題涉及的利益攸關方需要及時發聲，澄清言論中的不實與謬誤。
（4）社交媒體平臺和自媒體增強社會責任感
（5）培養網絡時代受眾媒介素養，作為受眾的我們自身要認識到事情具有兩面性，防止“偏聽偏信”，提高受眾識別虛假新聞的能力，理性看待網絡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