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文》中說:我，施身自謂也，或說我，傾頓也。或說古“垂”字，壹曰古“殺”字，凡“我”之屬皆從我。
甲骨文的“我”似壹種多齒的利器，是“戍”的變形，是壹種特殊的“鉞”。
關於“我”字本意的理解有許多的說法。壹種說法認為“我”字形似古代壹種多刃的戟，在周代的攻伐戰爭中，這種較為高級的戟是作為禮器矗立於統帥賬前，以此來代指全軍所在，也就是“我”的本意。另壹種認為“我”字甲骨似人扛戈形，結合古人以自我為中心的特點，人扛戈形重點應在“人”，強調的是個人，這也是“我”的本意。也有人認為有的“我”字其古文有似戈的下部有下垂的手形，可以理解為持戈來自衛，“我”便有自我保護的意思。
古漢語中人稱的來源，體現了古人自我為中心意識。“自”是“鼻”的本字，代指第壹人稱，“而”是“耏”的本字，指胡須，第二人稱，“之”則是第三人稱。壹種用於集發的短程的弓弩為“爾”，既排箭。同樣，威猛之大器謂“我”，既大鉞。
商周時期征伐戰爭不斷，人們將自己所在的族群稱“我”也就是持戈之人，結合其字形可知這才是真正的戰鬥民族。征伐戰爭的頻繁也使得持戈的目的不單單只是用於自衛了，同時，這也使得商周時期無論統治階級還是下層民眾尚武風氣的形成。秦國商鞅的變法最具代表性，變法使得普通平民想要提高自身地位必須依靠軍功，只有在戰場上奮力殺敵才能取得爵位。這壹時期“我”在人們心中的體現也越來越強烈。商周作為奴隸制國家“我”字在當時社會階級上也有所體現。奴隸階層的主要從事生產、狩獵、勞作等工作，他們壹般沒有從軍的權利，除非在特別情況下才會上戰場，奴隸階級是沒有權利的，也就沒有持戈的權利，這是由於他們處於社會最底層，因而失去了“我”。
如今“我”字字中的武器之意已不存在了，更多的是代稱自己，然而它的本意在壹些字中卻被保留了下來，如“義”字，它的繁體“義”是“儀”的本字，其甲骨形態是由壹個“我”和壹個“羊”組成。“羊”既“祥”，在古代占蔔中表祥瑞之兆，這裏的“我”是出戈之意，表征戰。古人對山川河流存在固有的崇拜，使得他們十分相信占蔔蔔辭中體現的信息。出戰之前有祥瑞之兆則表示此戰是仁道、公正之戰，也就是“義”的本意。
可見，古文字的發展是壹脈相承的，這是由於中國的文化並未出現過斷層，反觀其他三個文明古國，其文化由於具有不連貫性，導致其文化精髓的丟失與沒落，這從文字方面便可見壹斑。也正是由於中國文化得以延續，我們才能從遺留的文化遺產中更好的去了解我們民族的發展史。這也就預示了文字所體現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