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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遊對盛唐詩風的影響

? 士人漫遊,在唐朝以前就已出現,西漢司馬遷、北魏酈道元都曾漫遊全國多數地方,但他們的漫遊是屬於考察性質的,司馬遷漫遊是為了寫《史記》,酈道元的漫遊則為《水經註》的成書作了基本的準備。真正具有遊山賞水性質的漫遊則興起與東晉,這時候的人們遊山賞水有的是為了觀大好風光,有的則是為排憂避世而寄情山林,謝靈運是前者的代表,而後者的代表是竹林七賢。綜觀唐以前士人的漫遊生活,並沒有形成壹種普遍的社會風氣。真正大規模的漫遊則始於唐代,唐代士人的漫遊狀況是空前的,歷史上沒有那壹個封建王朝能與之相比,而且唐代士人的漫遊生活與唐代詩歌的繁榮緊密聯系,唐代漫遊的士人就是唐代詩人,他們的漫遊生活對唐詩詩風的形成具有很深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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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壹種文化現象的出現都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唐代詩人的漫遊之風作為壹種興起於壹時的較為普遍的文化現象,而這種現象又與詩歌這種文學形式直接關聯,無疑與唐代社會的興旺發達帶來的士人的心態是分不開的。

?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高峰時代,唐代社會是中國封建社會最繁榮的社會,唐朝建國以後,平定了周邊各少數民族,建立了統壹的政權,把經濟從隋朝的大衰敗中恢復過來,又加上唐朝統治者推行開明政治,到了開元、天寶年間國力達到高峰。國力的強大,為文化的繁榮創造了極為有利的環境。唐代的貞觀之治為在隋代就開始的南北文化交融的進程加快了速度,唐代統治者壹視華夷的態度對南北文化、中西文化的交融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 唐代士人生活在這樣壹個國家統壹、經濟繁榮、政治開明、文化發達的社會,並普遍產生了壹種自信心理,對人生持壹種積極、進取的態度,有著更為恢宏的胸懷、氣度和抱負,唐代士人中有不少人,身上除了自信外,還擁有狂傲的性格:李白自比管、葛、呂望、謝安,希望立下蓋世之功後像範蠡那樣功成身退,杜甫也自比稷、契,也要致君堯舜,高適、岑參、王昌齡等無不如此,高適要“萬裏不惜死,壹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如朝明光宮。”﹙《塞下曲》﹚ 岑參認為“丈夫三十未富貴,安能終日守筆硯?”﹙《銀磧山西館》﹚王昌齡是“黃河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從軍行》﹚正是他們身上的這種狂傲自信的性格,使得他們希望能進入統治階級,為國家的安定發達做出更多的貢獻。

? 士人的這樣壹種心態,促使他們為科考而奔走,然而唐代社會的科考之路又是殘酷的,於是他們中的壹部分人走了另壹條道路,即通過漫遊天下帶來的名氣或到邊塞從軍立功以獲得統治者的招納,這樣壹來以追求功名的漫遊之風遂起,不少詩人走南闖北,遍遊名山勝水、古跡遺址,至邊塞、入名都。當然追求功名而漫遊並非是漫遊的唯壹原因,詩人們的遊俠之好,對祖國錦繡山河的偏愛,以及像李白那樣對道教的追求也是構成漫遊不可或缺的因素。我們只能這樣說,唐代詩人的漫遊生活是在以追求功名為主線的漫遊的過程中又充分表現了自己的遊俠之好、對大自然的熱愛以及對神仙道教的信奉。

? 唐代詩人的漫遊主要是在開元、天寶期間,盛唐漫遊詩人中以李白為最有名,其他有過漫遊經歷的詩人還有杜甫、高適、孟浩然、王昌齡、王之渙、崔顥、李頎、祖詠等。李白的漫遊經歷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壹是蜀中時期。李白約18歲時,隱居大匡山讀書,在大匡山的幾年,他往來旁郡,遊劍閣、梓州。20歲時遊成都,開元十二年(724)遊峨眉山,秋,沿平羌江東下,致渝州。二是被招長安前。李白在開元十三年春東出夔門,“辭親遠遊” (《上安州裴長史書》),東遊洞庭、登廬山、致金陵、揚州,往遊越中,然後西遊雲夢、經襄陽,作客汝海,不久定居湖北安陸,在安陸結婚後,又歷江夏、襄陽、洛陽,北上太原、南下隨州,又回到洛陽,約在開元二十四五年前後,西入長安求仕,失敗後再次漫遊,從梁宋而洛陽、襄陽,然後舉家遷居山東任城,隱於徂徠山。三是“賜金放還”後。天寶元年(742),李白奉召入京,供奉翰林,不久為朝中權貴所饞毀,天寶三載以“賜金放還”的名義被迫離開長安,開始了他的人生第二次大漫遊,沿黃河東下,來到洛陽,在那裏與33歲的杜甫相遇,兩人同遊梁、宋,又遇高適,三人懷古登臨、納酒射獵,之後寄家東魯,南下吳越,北上薊門。杜甫的漫遊生活是在他三十五歲入長安前。杜甫20歲南下吳越,24歲回到洛陽,舉進士不第,第二年並東遊齊、趙,30歲時回到洛陽,築室偃師,在那裏結婚,往來偃師、洛陽間。33歲時在洛陽遇到剛被“賜金放還”的李白,兩人同遊梁宋,遇高適,不久北上齊魯,過歷下、登泰山。高適也是20歲左右去長安,因不得誌而又重返梁宋,在梁宋壹代滯留了十年,之後在開元十八年(730)至開元二十壹年間,北上薊門,遊燕趙,後又回到宋中,天寶三年李白和杜甫同遊梁宋,高適與他們相會遂結成摯友,時常聚會痛飲,登吹臺,遠遊山東單父的琴臺。是年秋,高適離開梁宋去楚。直到天寶八載(749)因被人薦官而赴任才結束了他的漫遊生活。孟浩然40歲前曾南遊江、湘,北去幽州,壹度寓寄洛陽,往遊越中。開元十六年(728)入長安應舉,遍交詩壇群彥。隨後南下吳越,寄情山水。王昌齡曾北遊河隴邊地。崔顥、李頎、祖詠在入仕前都有壹段北走幽燕河隴、南遊荊楚吳越的經歷。王之渙在遭誣構而拂衣去官後,也過了壹段遍遊大河南北,交謁名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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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漫遊詩人在漫遊過程中創作了大量的山水詩、邊塞詩、遊仙詩、交遊詩及許多其他題材的詩作,其題材多樣,幾乎涵蓋了漫遊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不少詩作已成千古名篇,為奠定唐詩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功不可磨。然而,漫遊詩人在創作不同題材的詩作過程中,同時也促進了唐詩情思格調的形成。唐以前,詩歌發展到魏晉時代,基本上有了那個時代詩歌的風格,南北朝時,南方詩歌“貴於清綺”,北方詩歌則“重乎氣質”[1],隋及初唐時期,特別是經過唐初的貞觀詩壇的進壹步發展後,南北詩風趨於融合,到了盛唐,詩歌從南朝文學的清新明媚與北朝文學的清剛勁健之氣的融合走向了既有風骨又開朗明麗的境界,形成了盛唐氣象之下獨具特色的詩風。

? 唐詩這種風格的成熟,離不開唐代漫遊詩人的貢獻。

? 漫遊詩人對唐詩風骨的影響是巨大的,這與他們的性格、氣質有很密切的聯系。詩人們的漫遊在很大程度上源於他們非同常人的性格和氣質。李白灑脫不羈、傲世獨立,杜甫天性堅強、勇敢,高適清高自負、狂放不羈,王昌齡性格豪爽、慕俠尚氣,孟浩然孤高狷潔、清高自賞,王之渙“慷慨有大略”,崔顥有狂俠習氣。正是詩人們的這種狂傲自信的性格和氣質,使得他們心誌高遠,為達到自己獲取功名和遊山賞水、求仙拜道的目的,他們選擇了漫遊。追求功名的詩人在抱負未實現時借漫遊尋求入世的契機,被貶時又借漫遊發泄憤懣之情。

? 詩人們與生俱來又加上在漫遊生活中繼續塑造的性格和氣質,使得他們能寫出具有凜然風骨的豪情詩篇。李白離別東魯家園再次漫遊時把初入長安追求功業未成的悲憤寄托在高峰絕壁、萬壑轉石的蜀道身上,意謂世道艱險,入世之難如登蜀道之難,發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夢遊天姥吟留別》)的感嘆。他在《將進酒》中抒發“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壯氣概,寫出了借酒澆愁的澎湃激情,如大河奔流的豪邁氣勢和力量。高適豪放的詩風,也“正符合他的人品”,最能反映他的性格氣質、極具風骨的作品是他第壹次北上漫遊歸來後於開元二十六年(738)所作的《燕歌行》,詩歌充滿了沈雄質氣而渾厚的骨力,整個作品洋溢著男子漢大丈夫的慷慨的氣息,詩歌還對將軍們進行了批判。杜甫第壹次遊山東時(開元二十三年)作了《望嶽》,他的主觀意識和泰山的高大形象交融,顯示出杜甫的遠大抱負,有胸懷宇宙之概。

? 其他漫遊詩人基於他們本身所具有的氣質和性格,使他們在詩作中都體現了非凡的氣度和抱負,形成了具有凜然風骨的詩風。王昌齡有“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出塞二首》其壹)的磅礴氣概,王之渙也不乏“黃河遠上白雲間,壹片孤城萬仞山”(《涼州詞二首》其壹)的蒼勁氣骨,崔顥也不失“黃鶴壹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黃鶴樓》)的豪爽俊利。當然,詩人們除了漫遊中的自身性格和氣質對唐詩風骨的形成有重要影響外,漫遊中詩人之間的性格氣質的相互影響,對唐詩風骨的形成也有作用,杜甫佩服高適的人格、氣質,而且對他的有氣骨的詩歌頗感興趣,於是影響了他後來的創作,其後來創作的《兵車行》就與高適的《燕歌行》有相似的風格[3]。

? 漫遊詩人推動唐詩風骨達到了明晰的成熟,同時他們也開創了唐詩詩風開朗明麗的壹面。唐詩風骨體現在大氣磅礴、雄奇浪漫、悲壯慷慨的壯美風格上,而唐詩的開朗明麗則主要體現在自然明快的優美情韻、清新明麗的優美意象上。漫遊詩人對唐詩開朗明麗風格的開拓,主要體現在他們對祖國美好河山由衷的喜愛的詩作中,體現在他們飄逸閑適的愉快心境中。

? 李白是這類詩風的集大成者。李白的性格氣質不但有狂放、自傲的壹面,也有爽朗、自由自適的壹面,正是他的爽朗與自由自適,才使得他創作了大量具有清新飄逸的極賦情思韻味的詩作。李白的這類作品主要存在於他的山水詩、遊仙詩及詠懷詩裏面。在他的山水詩裏,漫遊生活中所見到的大自然的事物,只要是他心之所悅,他都把它們寫得優美爽朗、清新明麗,而且也賦予它們特殊的審美情思,片刻的人生感悟,他的《峨眉山月歌》詩雲:“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登廬山五老峰》詩雲:“廬山東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李白在漫遊名山大川,求仙拜道的過程中,道家玄虛空靈的頓悟更是讓李白的情思放蕩,他把自己的思緒集中在虛幻的境界中,寫出了大量開朗明麗的遊仙詩。如《古風》(其十九)就雲:“西嶽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霓裳曳廣帶。飄拂升天行。邀我登雲臺。高揖衛叔卿。恍恍與之去。駕鴻淩紫冥。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焦山望寥山》亦雲:“石壁望松寥,宛然在碧霄。安得五彩虹,駕天作長橋。仙人如愛我,舉手來相招。”在他的詠懷詩中,言誌所托之物也都被他寫得清澈明麗,在鮮明的意境中表達了詩人深沈的哲思。

? 漫遊詩人孟浩然、崔顥、李頎等對唐詩開朗明麗詩風的貢獻也是很大的。孟浩然在吳越水鄉漫遊時寫下的詩作即可看出他的清淡情思與景物的交融,從而體現出來的平淡清遠和意興無窮的明秀詩風。《宿建德江》使自己的孤獨心緒和野曠天低、江清月近融合,《耶溪泛舟》則把自己的散淡逸興,寫的情純意潔,落落大方。崔顥、祖詠漫遊南方時均有富有南方風情的詩篇。崔顥的《長幹曲四首》(其壹)明麗俊逸的敘事之中不乏清勁爽麗的特點,祖詠的《江南旅情》思鄉回望的蒼涼感慨之中也有爽朗明麗的江南情韻。

? 綜而言之,漫遊詩人對唐詩既有風骨又開朗明麗的詩風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們的南北漫遊從多方面給他們的詩歌創作帶來了影響,他們在漫遊生活中創作的不少具風骨和開朗明麗的詩風的詩作,不僅影響了自身漫遊生活之外的創作,同時也影響了有唐壹代不少詩人的創作,他們不但促成了這種詩風的形成,而且更是同唐代其他大多數詩人壹道,把這種詩風推向了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