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詩歌應植根於社會的現實生活，要真實地反映社會的現實生活，這是其詩歌理論的核心。他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主張“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新樂府序》），關註民生疾苦：“唯歌生民病”（《寄唐生》）。
（2）強調詩歌的社會功能。他提出了詩歌要有“補察時政”，“泄導人情”（《與元九書》）的作用。這種觀點，也是他衡量古代作家的標準和領導新樂府運動的綱領。
（3）強調詩歌形式和內容的統壹，主張詩歌的寫實性和通俗化。要求形式和內容統壹，形式為內容服務，反對單純追求形式。詩歌創作“不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寄唐生》），“尚質抑淫，著誠去偽”（《策林》），反對淫靡華偽，倡導核實率真、通俗質樸的詩風。要求做到語言的通俗平易，音節的和諧婉轉。
（4）闡發詩歌特性，強調詩的教育作用和社會功能。他提出：“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實義”便是“經之以六義”，要求發揮詩歌的“美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