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
壹年將盡夜，萬裏未歸人。
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
愁顏與衰鬢，明日又逢春。 詩人作詩，如果是思想感情的自然發泄，總是先有詩，然後有題目，題目是全詩內容的概括。這首詩的題目是《除夜宿石頭驛》可知詩的內容主要是“除夜”和“夜宿”。夜宿的地點是“石頭驛”，可知是在旅途中夜宿。
第壹聯“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就寫明了壹個孤獨的旅客夜宿在旅館中。接著用第二聯“壹年將盡夜，萬裏未歸人”補充說明這個“夜”是“除夜”，這個“人”是離家很遠的人。
第三聯就轉到這個“人”，獨宿在旅館中，又是在大年夜，他的思想感情怎樣呢?“寥落悲前事”是說過去的壹切事情，也就是種種生話遭遇，都是非常寂寞，非常失意，只會引起悲感。“支離笑此身”是說現在這個漂泊天涯的軀體，又如此之支離可笑。上句回想過去，沒有得意事可供現在愉快地回憶；下句是自憐，現在已沒有壯健的軀體能忍受流浪的生活。
第四句緊緊地承接上句。“愁顏與衰鬢”就是“此身”的“支離”形狀。這樣壹個既憂愁，又衰老的旅客，獨宿在旅館裏，明日又將逢到春天，真不知今後的命運如何。“明日又逢春”這壹句，有兩個意義：第壹，它的作用是點明題目，結束全詩。今晚是除夕，明天是新年初壹，春季的第壹天。寫的是明日，意義卻在今夕。第二，作者用了壹個“又”字，有點出人意外。仔細玩味其意義，可以體會到作者的思想基礎是對於“逢春”並沒有多大樂觀的希望。年年逢春，年年仍然在漂泊中，而到了明天，又是壹年的春天了。這壹句底下，作者還有許多話，沒有說出來，讓讀者去體會。這就是所謂“餘味”。
宋代詩人姜夔在他的《白石道人詩說》中曾談到詩語以有含蓄為貴，他說：
詩貴含蓄，東坡雲：“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尤謹於此，清廟之瑟，壹唱三嘆，遠矣哉。後之學詩者，可不務乎?若句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
可知最好的詩，必須做到句有餘味，編有餘意，總起來說，就是不可把話說盡，要留有讓讀者思考的餘地。作詩者固然要達到這樣壹種藝術高度，讀詩者也需要具備壹種探索餘味、餘意的高度欣賞力。
這首詩，壹向被認為是唐人五律中的著名作品。其所以著名，完全是由於頷聯“壹年將盡夜，萬裏未歸人”。歷代以來，到年三十還住宿在旅館裏的人，總會感傷地朗誦這兩句，以為詩人已代他形象地說出了寥落支離的情緒。因此，這兩句詩成為唐詩中的名句。但是，這兩句詩並不是戴叔倫的創作成果，而是他偷得來的。早在二百年前，梁武帝蕭衍有壹首《冬歌》：
壹年漏將盡，萬裏人未歸。
君誌固有在，妾軀乃無依。
王維《送丘為下第歸江東》詩曰：“五湖三畝宅，萬裏壹歸人。”這就是戴叔倫的贓證。梁武帝寫的是壹個婦女在除夕懷念她出門在外的丈夫。戴叔倫改了壹個字，換了兩句的結構，強調了“夜”和“人”，放在他這首詩中，就成為警句。
偷用古人現成句子，在文藝創作上並不是禁律，向來是允許偷的。壹字不改的偷，也可以，只要運用得好。改換幾個字，更不算罪行了。但是，與戴叔倫同時，有壹個能作詩的和尚，法名皎然，寫了壹本書，叫做《詩式》。這是壹部研究作詩方法的書，也算是唐代詩學理論書。他談到詩有三種偷法：壹曰偷語，就是偷取前人的句子。二曰偷意，是偷用前人的意境。三曰偷勢，是偷襲前人的風格氣勢。他以為偷勢者才巧意精，可以原宥，偷意就情不可原了，而偷語則是公行劫掠，最為鈍賊，必須判罪。按照他的意見，戴叔倫作這兩句詩是鈍賊行為，完全要被否定的。
讀唐詩的人，未必都知道詩人也能作賊，戴叔倫這兩句詩，壹般讀者也不知道他偷用梁武帝的成句，只是就詩論詩，公認這兩句寫得很深刻，極能引起同情。於是，在梁武帝詩裏默默無聞的句子，忽然在戴叔倫詩裏發出光輝，這是點鐵成金的技巧。這樣偷法，恐怕不能說是“鈍賊”。
但是肯定這兩句詩為警句的評論家，也還有不同的看法。吳山民批道：“翻古卻健。”（《唐詩正聲評醳》）意思是說，雖然翻用古人成句，卻翻得很矯健。而吳昌祺的批語卻說：“句警則不免於誕，猶勝‘舍弟江南沒’二句也。”（《刪訂唐詩解》）他承認這壹聯是警句，但以為情事虛誕。宋人筆記中曾記壹件趣事，據說有人做了壹首描寫自己身世的詩，其中有壹聯道：“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有人讀了，為之惻然，說：“妳真是太不幸了，兄弟都死於離亂。”那詩人回說；“我實在沒有弟兄，這是做詩罷了。”這是壹個諷刺詩人虛誇的故事。吳昌祺說戴叔倫這壹聯不免於誇誕，但還比“舍弟江南沒”好些。這個評語，我以為過火了。戴叔倫這壹聯，除了“萬裏”二字外，都是寫實，豈可與無中生有的“舍弟江南沒”作比較。吳昌棋這個評語是發揮唐汝詢的評語。唐評雲：“幼公去石頭不遠，而曰萬裏未歸，詩人多誣，不虛哉。”（《唐詩解》）他以為戴叔倫是金壇人，石頭是指南京城，距離很近，所以用“萬裏未歸”就是虛假不實之詞。考《全唐詩》中收戴叔倫此詩，註曰：“壹作石橋館”。可知這個詩題原有問題，有過壹個版本是題作《除夜宿石橋館》的。再說，“石頭”也不壹定指南京城，湖北有石城，詩人也常常稱之為石頭城。如此，則我們就不能肯定作者除夕所宿的旅館，離開他的家鄉並不遠。以“萬裏”二字來代表壹個“遠”的概念，在詩人筆下是常用詞，杜甫詩中就屢次用過，從來沒有人評之為虛誇。李白詩“白發三千丈”，以“三千丈”代表壹個“長”的概念。萬裏的旅途，是可有的，三千丈的頭發，是絕對沒有的，然則李白此句，豈不是更“誣”了嗎?唐、吳兩家評講唐詩，常有很好的議論，但對於戴叔倫這壹聯忽然大肆奚落，對文學上的誇飾作用，幾乎完全否定，這就未免有些迂氣了。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特別寫了壹編《誇飾》，專論文學修辭中的誇張作用，他以為用誇張的修辭手法來形容事物，可以獲得“因誇以成狀，沿飾而得奇”的效果，“成狀”是描寫得生動，“得奇”是描寫得突出。但是他也說：“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誇過其理，則名實兩乖。”所以應該“誇而有節，飾而不誣”，這就是誇張的限度。戴叔倫的“萬裏人未歸”，還不能說是越過了這個限度。沈德潛對於“萬裏”二字也有懷疑，他作了壹個新的解釋，他說：“應是萬裏歸來，宿於石頭驛，未及到家也。不然，石城去金壇相距幾何，而雲萬裏乎?”（《唐詩別裁》）他也肯定石頭驛是南京城下，所以把“萬裏未歸人”講作從萬裏之外歸來，而尚未到家的人。這個講法，似乎可通，實則還是講不通，因為戴叔倫如果從萬裏之外歸家，碰到除夕，船停在南京城下，那麽，這壹二天，他就可以到達金壇家中，他還會有這樣的思想情緒嗎?通讀全詩，誰都可以感到這個講法是不符合詩意的。
從漢詩到魏晉詩，從魏晉到宋齊，從宋齊到梁陳宮體，從宮體到唐詩，在形式、音調、句法、題材各個方面，每壹個時代都有新的發展，形成各自的風格。但在語言文字、思想感情、表現方法上，後代的人總不免有向前代人借鑒的跡象。魏晉五言詩和樂府詩中，常常有借用漢詩成句的情況。唐代詩人的作品中，也有很多六朝詩句的影子。王漁洋在《帶經堂詩話》中曾指出王維詩的“積水亦可極，安知滄海東”是用了謝靈運的“洪波不可極，安知大壑東”。又“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是用了庾信的“何必遊春草，王孫自不歸”。又“結廬古城下，時登古城上”是用了何遜的“家本青山下，好登青山上”。又“莫以今時寵，能忘昔日恩”是用了馮小憐的“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又“颯颯秋雨中，潺潺石溜瀉”是用了王融的“潺湲石溜瀉，綿蠻山雨聞”。此外，還有孟浩然詩“木落雁南渡，北風江上寒”是用了鮑照的“木落江渡寒，雁還風送秋”。郎士元詩“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是用了吳均的“落葉思紛紛，蟬聲猶可聞”。以上所舉王、孟、郎三家的詩，都是他們的名句，壹經揭發其來歷，才知道他們都是偷來的。有的全句偷用，有時略加改換，有的偷用其意。他們都在戴叔倫以前，可知戴叔倫偷取梁武帝詩句，在當時並不以為有損於創作道德。說不定當時還有許多人的詩句，都是明偷暗換得來，所以皎然要在他的《詩式》中特別提出，斥之為“鈍賊”，以煞住這壹股風氣。但是，盡管如此，偷句的風氣，還是歷代都有。就說戴叔倫這兩句，在他同時的或稍後的詩人中，也還可以找到互相套用的句法。司空曙《喜外弟盧綸訪宿》詩雲：“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崔塗《除夜》詩雲：“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馬戴《灞上秋居》詩雲：“落葉他鄉樹，寒燈獨夜人。”都可以說是壹偷再偷。皎然說是“鈍賊”，黃庭堅說是“點鐵成金”、“脫胎換骨”，我們不妨說是“古為今用”。
壹九七九年三月三十壹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