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詩歌創作主張“為時”、“為事”而作。白居易詩歌理論的核心是強調創作要有為而作，不為藝術而藝術。他在《新樂府序》中說過：“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他對詩歌的抒情本質是有深刻認識的，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不過他強調的重點是“義”，有強烈的現實功利性。他在《與元九書》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提出了“為時”、“為事”而作的觀點，明顯繼承傳統儒家的詩文論思想。
二、強調詩歌要諷諭現實。將詩歌與現實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結合，是白居易詩論的核心。白居易強調詩歌的“刺”的壹面，不主張“美”，他說：“欲開壅塞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他主張諷刺詩要寫得激切、直率，不要《毛詩序》提出的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不要“主文而譎諫”，要大聲疾乎揭露弊政，為民請命。這種觀點主張文學創作要幹預現實，批判黑暗社會，加強了我國古典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對後代有極大影響。
三、關於詩歌內容與形式的關系。他強調內容與形式的統壹，主張形式為內容服務，反對脫離內容而徒事形式。《與元九書》說：“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他以果木成長過程為喻，形象地、系統地提出了詩的四要素。“情”和“義”是內容，“言”和“聲”是形式，其中尤以“實義”即內容，為最重要。
四、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辭質而徑”、“言直而切”、“事核而實”、“體順而肆”，即強調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諭，到提倡為君為民而作的理論，是儒家傳統詩論的直接繼承，也是杜甫的寫時事的創作道路的進壹步發展。但自居易詩論也有其弊病，主要表現在過分強調了詩歌的針砭時弊的實用功能，而忽視甚或有意排斥和否定審美娛樂功能，否定詩歌的藝術性。他要求詩歌創作要用“實錄”的方法，否定了詩歌要用想象、誇張的藝術手法，這樣，詩歌豈能不枯澀幹癟，缺乏豐滿的藝術形象。在藝術表現上，忽視藝術要含蓄蘊藉，主張“其言直而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誌”，詩歌必然直白淺露，他的少數詩歌就正有這種缺憾，不能不說這與他的詩歌理論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