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鄉廟會流水板整日不息，村鎮戲場梆子腔至晚猶敲”。這副來自晉西的舊戲臺楹聯，可以說集中反映了山西人民對戲劇的強烈愛好。這種愛好，源遠流長，已經形成壹種代代相因的傳統風尚了。早在北宋年間，當北宋王朝的國都汴京的演出場所還被稱作“勾欄”、“瓦舍”、“樂棚”的時候，山西早已有了固定的磚木建築、被稱作“舞亭”、“舞樓”、“樂樓”的正式戲臺了。宋 、金 、元、明、清以來，山西戲臺屢有所建，雖然年深月久，幾經滄桑，現今古戲臺仍在百座以上。特別是明代中葉以後，山西漢族民間戲曲如雨後春筍，蓬勃興起，民間唱戲之風日盛。《 朔州誌 》記載清朝雍正年間，朔州有個知府叫汪嗣聖的，頒布了壹個《 禁夜戲令 》，企圖改變這種風尚。這個禁令說：“朔、武風俗，夜以繼日，惟戲是耽……而愚夫愚婦方且雜沓於稠人廣眾之中，傾耳註目，喜談樂道，僧俗不分，男女混淆。風俗不正，端由於此。”結果怎麽樣呢？官方的禁令雖然堂而皇之，民間的“愚夫愚婦”“傾耳註目，喜談樂道”乃至“夜以繼日”的盛況依然如故。到了乾隆年間，定襄縣有個叫樊先瀛的舉人給皇帝上了壹個《保泰條目疏》（見《定襄補誌》），急於借助皇帝的力量來“裁演劇，。止夜唱，戒淫戲”。他列舉的“淫戲”種類，不僅有戲曲，還包括舞拳棍、弄刀槍等賣藝活動，女筋鬥、上刀山、跑刀、緣繩、弄猴、耍熊等“異方雜戲”，以及打花鼓、鳳秧歌、霸王鞭、蓮花落等，這正好從反面說明：民間百戲，在清代的山西農村是多麽興盛！這位舉人還在奏疏中對演戲提出了具體的限制：“大村每歲戲止壹臺，中樹則二年壹臺，小村則三年壹臺。每臺戲止三日。”從這裏我們不難看到，當時的農村村村有戲臺，壹年唱數臺，壹臺連唱許多天的景象是確有其事的。定襄縣如此，山西廣大農村也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