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運用外貌和心理等細節刻畫來塑造人物形象。例如《賣炭翁》，壹開始用“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這樣兩句，便畫出了壹個年邁而善良的炭工；接著又用“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來刻畫炭工的內心矛盾，就使得人物更加生動、感人，並暗示這壹車炭就是他的命根子。這些都有助於作品主題思想的深化。
三、鮮明的對比，特別是階級對比。他往往先盡情摹寫統治階級的糜爛生活，而在詩的末尾忽然突出壹個對立面，反戈壹擊，這樣來加重對統治階級的鞭撻。
四、敘事和議論結合。諷諭詩基本上都是敘事詩，但敘述到最後，往往發為議論，對所寫的事作出明確的評價。這也和他所謂的“卒章顯其誌”有關。他有的詩，議論是比較成功的，如《紅線毯》在具體生動的描繪之後，作者仿佛是指著宣州太守的鼻子提出正義的詰責，給人比較強烈的印象。
五、語言的通俗化。平易近人，是白詩的壹般風格。但諷諭詩更突出。這是因為“欲見之者易諭”。他仿民歌采用三三七的句調也是為了通俗。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 [1-2] ，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 [3] 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壹。白居易與元稹***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 [4]
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陽逝世，葬於香山。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誌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誌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23]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裏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