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傳統倫理道德在內的傳統文化有著十分復雜的內容和性質。如何對待它，當抱有充分的理性精神，否則難免走入歧途。但在這個問題上，壹些人又偏偏表現得那麽缺乏理性精神，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壹種極為有害的非理性思潮支配。且不說在民間，花樣百出的偽文化、假古跡泛濫成災，壹些年深日久的歷史陳跡鑄就的不良心理和卑劣積習恣意表現。單說學術界，在這原本最應具備理性精神的領域，也出現了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現象。
學術界的非理性主要表現於兩方面。壹方面，基於實用立場，對以傳統文化來解決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抱著不切實際的期盼。結果是既把過重的任務加諸於傳統文化之上，又造致了壹種急功近利、牽強附會、輕率而不嚴肅的學風。這在倫理學界尤為突出。例如，絞盡腦汁去發掘所謂“儒家經濟倫理思想”，試圖從古老傳統中為當前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的經濟活動尋根正名，似乎非得攀上儒家思想，搞市場經濟才理直氣壯，卻不管這種攀連是多麽的不著邊際。又如，不加分析地褒揚專制皇權下的吏治和官德，以此為解決幹部腐敗獻靈丹妙藥，卻既有意或無意地隱匿了封建吏治的本質和那個時代的官風中十分腐朽的壹面，又回避了現今導致腐敗的根本原因。
與這種根據需要來玩捏歷史的實用態度形影相隨的，是對傳統文化過於浪漫的態度。盡管實用與浪漫看似對立，在非理性地對待傳統上，卻猶如壹個錢幣的兩面，互為憑借和補充。有的學者有感於現代社會中人際關系面臨的問題轉而訴諸傳統時，往往求助於“孝”的理想和規範。但在談及“孝”時卻缺乏應有的慎重和求實精神，給人們描繪出壹幅在“孝”的觀念支配下父慈子孝、尊老愛幼、其樂融融的歷史田園詩景象。然而“孝”固然含有尊敬、瞻養老人、註重人的天然聯系並維系和強化這種情感聯系的壹面，又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顯然悖謬的內容，更有其作為宗法家族倫常關系和專制等級關系之核心規範而表達絕對父權、以身份論是非的荒誕性，以及將這絕對父權移植到君臣關系上“以孝事君”的專斷性。這極為荒誕和專斷的壹面在歷史上兌現為生活現實時，具有非常殘酷的性質，而且常常充滿了血腥。拋開這些原本就附著於“孝”之上的歷史內容，以壹種遠距離審美的浪漫態度大而劃之地侈談中國“孝”的傳統，不僅無助於當代道德建設，而且由於把歷史真相湮沒在浪漫主義幻想之中，在事實上對人們起到壹種欺騙和誤導作用。
作上述批評並非要否定傳統。我國兩千多年倫理文化的傳承，這壹事實提醒人們：新倫理文化的建構不是與傳統不相幹的工作。我們決不可以設想能拋棄傳統倫理文化，在壹片空地上去隨心所欲地建造新倫理文化大廈。歷史既不能回避也不能割斷，倘若割斷、回避歷史，再好的設想也會由於缺乏根基而無法兌現。何況，任何人都不同程度地浸潤於過去的歷史傳統之中，傳統無時不在對當代人發生著作用，構成我們置身於其中的客觀背景。更重要的，無論是我們追求的倫理精神的現代性還是社會其他方面的現代性，正如美國學者英格爾斯所指出的：“從歷史發展上看，現代化傾向本身就是人類傳統文明的健康的繼續和延伸。”問題在於，這種健康的繼續和延伸不能通過基於對傳統的實用主義加浪漫主義態度來實現，而只能訴諸理性精神，在認真反思、清理、分析傳統的基礎上改造其中有價值的內容，使之實現適應現代社會的創造性轉換。
以理性精神對待傳統不僅意味著治學的誠實和嚴謹，還意味著把對傳統文化的考察置於世界的大文化背景之下來進行。近代以來，隨著各民族之間交往日益廣泛和深入，不同文化的價值日益被人們所了解，多種文化模式並存，異質文化之間的溝通和理解成了文化發展的重要趨勢。然而，文化作為人的生存方式的表現，無論不同文化之間有多大差異，比起那些使所有人都成為同類的壹致性來說，差異是表層的。任何差異都不能掩蓋人在特性和需求上的壹致性以及所面臨的基本生存問題的***通性。這些壹致性或***通性構成了超越地域、文化、種族界限的人類***同的價值基礎。這決定了任何壹種文化傳統的健康繼續和延伸必須以認同和尊重人類基本價值和相應公理為前提，因而要求把對傳統的考察置於世界文化背景之下，而不是脫離這個背景，脫離人類文明發展進程而孤立地進行。這種立足於本民族而又同時註目於全球的眼界和胸襟，不僅使我們在傳統問題上免於裹挾著壹股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在自大和自悲之間遊移，而且使我們得以真正發掘出傳統中的優秀成分，得以在傳統與現代文明之間找到結合點，將其改造成為國際文化***同體中不可缺少的構成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