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時代的寫作

◎馬啟代

詩歌和小說，以及其他體裁的文學作品，作家的寫作應基於對人類尊嚴，即對人道的捍衛和對母語優雅純凈品質的護佑。我認定現實主義偉大的同時，也認定壹個時代更需要能夠代表這個時代的表達方式的出現。因此，我對現代主義甚至後現代主義，都有著謹慎的褒贊和熱烈的期待。

面對時代的寫作，這樣壹個話題，似乎是畫蛇添足的偽命題：誰不是面對時代寫作呢？那些宣言面對內心寫作的人，不也生活在這個時代？文學就是作家對世界的發言啊。但往深處壹想，這畢竟不是壹個沒有意義的問題。雖然我們都在使用不同的文體寫作，但詩人、小說家、散文家這些可以統稱為作家的人群，在同壹個時代到底是壹夥怎樣的人呢？是的，作家的具體職業各不相同，有機關人員、領導幹部、報刊主編、醫生、新聞工作者等，各自對生活有著不同的感悟和思考，各自以自己的作品形成另壹種生命和精神的存在，構成對這個世界的不同表達。是的，我們同在壹個時代，在這同樣的壹個時空中獲得了自我存在的價值。但事實上，不同的人對時代的感知是不壹樣的，甚至是相反的。文學當然要立足於人性的豐富性，但這壹豐富性顯然與人們對時代的不同認識和感受息息相關。我這裏要指出的是，時代的確有大時代與小時代之分，有常規時代和非常規時代之別。我個人傾向於這是壹個大時代、非常規時代，孕育著千年大變局。可惜的是，很多人包括壹些文學藝術理論上似乎了不起的人也認識模糊。在文學和歷史的層面上，作家應當敏銳地探知世界真相，永遠秉承詩人的敏銳和知識分子的擔當精神，激發語言的靈性和活力，傳遞普世經驗和藝術倫理。之前，我曾寫過壹篇小文，論述作家的三個譜系，即精神譜系、藝術譜系和命運譜系。精神譜系的形成，代表壹個作家成長為文學意義上的成人。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精神之父，藝術上也是這樣。而命運是上帝所賜，偉大的作品絕大多數來自於苦難的體驗。因此，面對時代的寫作，其實就是我們確立精神立場和價值取向的自我選擇。這甚至與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作家學者化，都不是壹個概念。文學關涉的主要是個人與時代的關系，不僅僅是作家的知識儲備和學養積累，盡管這也非常重要。學識與見識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面對歷史轉折時的選擇，主要看精神立場、價值取向和人生見識，不同的見識可以導致完全不同的命運，略知現當代史的人，對此很好理解。當然，這個問題對於普遍的文學愛好者，乃至壹般性的寫作行為都不重要，但對於邁向壹個真正作家的寫作者而言，肯定是繞不開的門檻。作品是作家思想、知識和天賦的綜合體，這個問題是決定寫作是否屬於有根的寫作、有方向的寫作，也即有效寫作的關鍵。譬如有些作家用批判現實主義手法反映社會形態變化，堅守良知道義，就是找到了自我精神的支撐點，這個支撐點使作家面對時代有了自我獨立的姿態，以及寫作上的個性風格。在這個非英雄主義時代，作家仍要具備選擇定位和方向的能力！

符號學大師羅蘭·巴特說過：“同時代就是不合時宜。” 這句話聽起來似乎與社會學意義上的和諧，與文化意義上的天人合壹等皆有不協調處，事實上揭示的是作家這個群體的精神特征。正如茨維塔耶娃對裏爾克所做的評價：“裏爾克既不是我們時代的定購物，也不是我們時代的展示物，而是我們時代的對立物。”因此，霍俊明在《經驗匱乏時代的碎片或異質精神》中，列述了種種寫作亂象之後提出，“同時代意味著什麽？”“我們與誰以及什麽同屬壹個時代？”他說已經有人給出了答案，那就是，“真正同時代的人，真正屬於其時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與時代契合，也不調整自己以適應時代的人”。他還說：“如果妳的寫作避開這個時代碎片化的魔咒，試圖豐富和改造匱乏的經驗，那麽妳必須在同時代人中具有異質精神，在思想和修辭上都做壹個特立獨行的人。”說到這裏，我想提請大家註意壹個關鍵詞，即“異質精神”，我還想強調這壹點尤其重要。在由集體主義意識轉向人本位的潮流中，個體被個人主義所異化，失去壹定制約的個人化恰恰是對獨立個體的嘲笑和玩弄，其在藝術上表現出的則是無節制的私欲宣泄和歇斯底裏的狂歡和解構。要知道，真正的解構是建設的同義詞。異質精神不是藝術上的簡單反叛，不是現代主義要PASS現實主義，後現代又要PASS現代。其實，縱觀藝術史，藝術的發展與科技發展正好相反，壹個指向前，壹個朝向後，所以真正的先鋒有時是那些敢於守舊的人所具備的，那些人所體現出的果敢、堅韌、大智大勇的精神品格和創造意識就是先鋒。因為只有深悟“舊”中的真髓和精華，才能接續和弘揚血脈相傳的文化源流。我在談論百年新詩的時候，寫了壹系列文章，網上傳播比較廣的是《當下詩歌創作的“三化”警示》，筆觸直指庸俗化，僵屍化，體制化；還有壹篇，是參加西南師大新詩研究所2017國際華語詩歌名家論壇的文章《百年新詩的“三度”迷失》，我認為百年新詩在白（從白話到口水）、新（從反叛到獵奇）、西（從先鋒到炫技）三個方面嚴重失度。我不是只想批評，只想給新詩挑毛病，我們走過的壹百年，許多人許多事令人痛心疾首，有著極其豐富和深刻的教訓。因此，異質精神不僅僅是藝術精神，它是藝術之魂，是超越於自身經驗又契合於個人命運，在人類普遍性經驗的基礎上獲得的獨立人格、表達自由和語言自覺。它需要作家在見識、勇氣和能力方面具有綜合的修養和高度的人文自覺。

這涉及我們如何感受現實和歷史，以及如何處理和表現自身經驗的具體問題。我壹向認為，真正的寫作都是從大地與人心開始的。我的詩歌寫作是這樣，評論寫作也是這樣。在我們生活和寫作的所有過程中，無不受到個人話語、流派話語、國家話語的影響。前壹段在貴州詩歌節“百年新詩再出發”論壇上，我就從個人詩學、流派詩學、國家詩學的角度，談論新詩第二個百年的問題與機遇。今天，我把流派置換為地域，因為我發現強烈的地域特色而不是流派特點也能夠深深地吸引我，也引起我思考地域文學，包括對寧夏“西海固文學”的興趣。作為生於斯長於斯的作家，以地域文化作為自身的藝術營養是無可厚非的，而且中外以“郵票大”的地方，哪怕是虛構類似的“高密東北鄉”而成名的作家也不在少數。是的，我們閱讀福克納、馬爾克斯、莫言等作家作品的時候，真實的地域早已經通過文化的轉化成為藝術上的地域，這裏面有著他們面對時代的個人聲音，這當然有來自他們的異質精神所賜。在這裏，大地與人心是統壹的，甚至是同壹的，他們不僅是講述者，也是闡述者。雨果說：“誰要是名詩人，同時也就必然是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個人如果沒有能力和修養穿透紛紜復雜的事物、抵達現實的本質，那壹生只能做壹個摹寫者，而不是壹個真正的作家。優秀需要技巧，而偉大需要精神的高度。作為具有天然地域文化特性的作家，如果不能從普遍性中凸顯出美學和精神的個性，則只能做壹個二流的文史家和話本藝人。我在《文藝報》上看到徐威評論“90後”詩人和小說家馬曉康的壹篇文章《馬曉康：個人經驗和藝術轉化》，提出了壹個很好的問題，從個人經驗（命運譜系）的書寫到藝術轉化（藝術譜系）的完成，是壹個作家成長的必要條件，但精神譜系是否形成或形成了怎樣的精神譜系，卻是決定壹個作家最終高度的關鍵。這壹點對具有濃郁地域營養的作家，尤其值得註意。此外，我還看到賀紹俊談論“90後”作家周朝軍小說的壹篇文章，文章主要強調先鋒性的傳統基礎。在談到先鋒性對故事的顛覆追求時，他引用了王安憶寫小說《匿名》時的壹段話——她當時也是確定了壹個顛覆故事的寫作目標的。她說：“以往的寫作偏寫實，是對客觀事物的描繪，人物言行，故事走向，大多體現了小說本身的邏輯。《匿名》卻試圖闡釋語言、教育、文明、時間這些抽象概念，跟以前不是壹個路數的。”因此，賀紹俊將王安憶的《匿名》稱為闡釋化的小說。他認為，以往的小說觀，無論古典小說還是現代派小說，都是描述化的小說觀，是通過小說去描述世界。而王安憶的闡釋化小說觀，則是變描述為闡釋，要通過小說去闡釋世界。我認為，無論什麽文體、什麽流派、什麽手法，都是可以到達經典境界的。就我們當代作家而言，張煒的去故事性和莫言的講故事性寫作各有價值。以上所說的兩個“90後”作家的例子，在個人經驗藝術轉化的問題和先鋒性的問題上，精神的支撐決定轉化的力量，闡釋化也肯定不是先鋒的唯壹性，希望這些能拓展我們對作家和作品的認識。說到底，我們最終還要看作家提供了怎樣的文學經驗和精神立場——面對時代的回答。由此，作家可以建立起屬於自己也通達時代的藝術憲法，包括精神秩序、美學倫理和政治觀念。

事實上，以立足地域和突破地域為杠桿，可以考察個人話語的有效性和對國家話語的獨立性，也是衡量壹個作家重量級別和壽命長短的內在法則。法國藝術評論家丹納說，種族、時代與地理環境是決定文學的三個要素，地理自然稟賦和社會人文影響***同形成的大自然環境，對大地和人心的浸潤和熏染是持續的、靜默的和互相的。只有具有異質精神的作家才能對地域文化做深度反思和自覺觀照。賈平凹說：“不同的地理環境制約著各自的風情民俗，風情民俗的不同則保持了各地文學的存異……在壹部作品裏，描繪這壹切，並不是壹種裝飾，壹種人為的附加，壹種賣弄，它應是直接表現主題的，是滲透、流動於壹切事件、壹切人物之中的。”壹些作家“從故鄉出發”的散文所揭示的“安放靈魂”的文學努力，都有著對地域文化的審視、認知和思考，有著精神返鄉和心靈返鄉的文學寄寓。壹些作家在“熟悉的土地上，尋找陌生的風景”，這風景不僅僅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他們尋找“自身的傳奇，自身的發芽點”的詩意表述，是感性和理性的交合，是對地域文化歷史傳承慣性和作為文學場域存在意義的認同。就長篇小說而言，首先應該是蘊含豐富自然人文歷史內容的作品，應該顯示作家以個體聲音參與歷史對話的傾向。正如評論家李壹鳴所講，優秀的長篇小說是“壹條長河、壹幅《清明上河圖》、壹部百科全書”。寧夏“西海固”的作家，更為貼近實際的生存和生活，努力體現勤奮的寫作態度和體味歲月的壹往情深，當然值得肯定。比較起來，洋溢著壹腔 *** ，文字仿佛壹團燃燒的火，熱烈而赤誠，貼近心扉的寫作，更應該給予鼓勵。很顯然的是，在自足的精神氣度和藝術眼光，多視域、多維度地探究、融合地域文化的真氣、元氣，化為自身的血脈氣韻上，“西海固”作家還有壹段長路要走，我真心希望這裏能走出現實主義的大家、現代主義的大師。而我所提出的面對時代的寫作這個問題，特別是對異質精神的呼喚，是我們所有作家和詩人需要***同思考的。

有了這樣的精神、立場和態度，就有了不壹樣的、獨立的、屬於自己的認識系統、感受系統和表達方式，就不會人雲亦雲，就會從大的方面去把握世事，從精微處去發現大千宇宙和無垠人心。如果是這樣的話，妳筆下的人物和世界就是真實的、豐富的、溫熱的、鮮活的，甚至是不朽的。字裏行間流淌著的就是妳對這個塵世的悲憫和愛，就是對人性的關懷和體味，就是對醜惡、黑暗的抨擊和解剖。說到這個，我要談談對莫言、賈平凹、閻連科、張煒等人的看法。評論家李建軍對他們的批評是有理有據，不過我不按照他的邏輯去分析，我承認壹個成熟的批評家都有自己的邏輯體系。按照李建軍的說法，中國除了陳忠實、路遙等少數幾個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的作家之外，好作家很少。好作家很少，這個看法我也承認。但我閱讀小說有限，我的認識也許是我個人的狹隘所致，不能強加給別人。路遙的文字也有很多問題，有些還是初級問題，他是位優秀的作家，有偉大的情愫——其實很多人都有。《平凡的世界》前兩部比第三部文本本身和思想重量都要好許多，第三部對未來的簡單化處理，暴露出壹個時代在作家身上的體現和作家人文精神的薄弱，無法稱他偉大。陳忠實的《白鹿原》我沒看到過足本，盡管這樣，連《紅樓夢》我也不認為是完美的作品，敗筆之處是難免的，稱之為偉大尚嫌勉強。而李建軍壹直認為的有問題的作家莫言、愛寫骯臟細節的賈平凹、不接地氣的閻連科、壹個腔調抹殺人物個性的張煒等，包括他對現代派作家的批評，作為壹種有力的聲音，其存在讓壹團和氣和順從表情的批評界有了壹定的存在價值和別樣面孔，但是無論如何不能簡單地用好壞對錯來界定。但我個人認為，就如前面我說過的，我渴望看到像托爾斯泰壹樣的現實主義大家在這片土地上出現，也同樣甚至更希望像卡夫卡壹樣的現代主義大師也能在這片土地上誕生。現代人的情感和精神、快速的生活節奏和物質至上所帶來的欲望膨脹和價值扭曲，焦躁、失望、無奈、掙紮等，都需要文學來佐證，也只有藝術能為我們這樣的時代留下精神的證詞。但凡事有度，關涉目標也關涉進程。科技讓世界越來越脆弱，生命越來越危險，而藝術可以減緩我們的滅亡。盡管我們可以從另壹個角度說文學是最極端、最極限的藝術，特別是詩歌，但它在壹定的時間和空間仍然有它的度要守，過之猶未及。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現代派大師應當出現，王國維所謂“壹代有壹代之文學”，既具有歷史的總結，也有對未來的推論。今天看，我們仍在這個規律中。李建軍說莫言在《蛙》中的描寫缺少真實的細節和體驗支撐，在《檀香刑》中殘忍的場面令人不忍卒讀，我想還有《酒國》中吃嬰兒的描寫，他是用荒誕的壹面批判邪惡和荒謬，需要更強大的內心力量，不能就此否定。文學就是回憶和想象，莫言粗糲的語言表層本身，蘊含了充沛的 *** 和魔幻般的想象力。賈平凹的《廢都》是壹個巨大的隱喻，其所構成的諷喻和銳利掩藏在人性和市井的壓抑和奔放中，是壹部具有偉大傾向的作品。同樣，張煒的《古船》也是壹部具有獨立精神品格的作品，盡管我保留對他在寫法上的壹些意見。比較起來，閻連科在我心目中顯得更為純粹和決絕，在生存中沒有投機之嫌，人格和文格高度統壹，其《炸裂誌》是壹部傑作，是數十年中國社會和人們靈魂裂變的縮影，其藝術和思想所抵達的深度，當下作品鮮有匹敵者，這是他給予我們時代的壹份證言。

是的，無論這是狄更斯所言的最壞的還是最好的時代，我們在信息快速化面前都有點不知所措，精神上思無所依，恰恰應了奧登所言“焦慮的時代”之稱謂。人被物役，心便麻木，這個世界便會缺少了詩意。所以我倡導為良心寫作，在別人鼓掌贊美的同時，做壹個“指證太陽下陰影的人”，捍衛人格的尊嚴和人性的純潔。我那篇《為良心寫作》的短文在網上傳播也很廣，有人說：“妳為良心寫作，難道還有沒良心寫作嗎？”說實話，還真不少，除了阿倫特所說的“平庸的惡”算是不自覺的沒良心，在中國自覺的沒良心的作家也不少，那些主動獻媚者、裝睡者、投機文人等都是。此外，我要再壹次聲明，我的為良心寫作是我的精神宣言，不是藝術宣言，它倡導的核心和底線就是說真話，就是巴金用大半生換來的那個詞。從壹個方面說，這就是我對時代的回答，我終身會按著這個原則去寫作！從這個基點出發，立足人性，廣布人道，救贖靈魂，把破碎的信仰和坍塌的道德用文學滋養護佑起來。木心說：“靠宗教，靠政治，都不能拯救人性，倒是只有文學和藝術。”他引用紀德的名言“擔當人性中最大的可能”，從而以自身的經驗斷言：“人性中最大的可能，是藝術。”今天在座的各位，當然包括“西海固”作家在內的所有作家，都從事著擔當人性中最大可能的勞動。藝術家（當然包括作家和詩人）是星星，同樣能夠光輝燦爛，照亮時代。這也許就是我們作家只能以寫作給予時代的答案！

馬啟代，詩人，詩評家，“為良心寫作”的倡導者，中國詩歌在線總編輯，“長河文叢”、《山東詩人》《長河》主編。出版過詩文集22部，作品入編《中國新時期“新來者”詩選》等各類選本200余部，獲得過山東首屆“劉勰文藝評論獎”專著獎、第三屆“當代詩歌獎”創作獎、2016首屆“亞洲詩人獎”、第四屆“滴撒詩歌獎”、第六屆“人人文學獎”主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