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吏”、“三別”分別為《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是杜甫現實主義詩歌的傑作。
它真實地描寫了特定環境下的縣吏、關吏、老婦、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動、語言，生動地反映了那個時期的社會現實和廣大勞動人民深重的災難和痛苦，展示給人們壹幕幕淒慘的人生悲劇。在這些人生苦難的描述中，壹方面，詩人對飽受苦難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對官吏給於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惡痛絕；另壹方面，他又擁護王朝的平亂戰爭，希望人民忍受苦難，與王朝合作平定叛亂。
這種復雜、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詩人憂國憂民的思想面貌的。 野老 野老籬邊江岸回， 柴門不正逐江開。
漁人網集澄潭下， 賈客船隨返照來。 長路關心悲劍閣， 片雲何意傍琴臺？ 王師未報收東郡， 城闕秋生畫角哀。
賞析 此詩寫於上元元年（760），這時杜甫剛在成都西郊的草堂定居下來。經過長年顛沛流離之後，總算得到了壹個憩息之處，這使他聊感欣慰。
然而國家殘破、生民塗炭的現實，卻時時在撞擊他的心靈，使他無法寧靜。這首詩就揭示了他內心這種微妙深刻的感情波動。
麗人行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 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嫩骨肉勻。
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 頭上何所有？翠為荷葉垂鬢唇。
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 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
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 犀箸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綸。 黃門飛鞚不動塵，禦廚絡繹送八珍。
蕭管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 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
揚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 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
賞析這首七言古詩大約作於天寶十二年（753）的春天。當時唐玄宗李隆基生活腐敗，日益寵幸楊貴妃。
楊家兄弟姐妹都因裙帶關系而飛黃騰達。楊國忠於天寶十壹年（752）繼李林甫當了右丞相，楊家三姐妹也都賜封國夫人。
楊家五宅仗勢欺人、作威作福，過著壹種寄生腐朽的生活。而楊國忠和魏國夫人間的淫亂關系，更是醜不可聞。
這首詩對這壹小撮人氣勢驕橫、荒淫無恥的醜態和罪行，進行了深刻的暴露與諷刺。 全詩極力鋪陳，壹氣呵成。
語言清新，寓莊於諧。句句意含諷刺，運筆力透紙背。
[參考資料]：《杜甫詩選》周蒙、馮宇，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0.6 秋興八首（其壹） 玉露雕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 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
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壹系故園心。 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貧困交加的詩人 古今中外，文人當乞丐並不鮮見。 杜甫起初在長安的幾年，由於得不到任用，後來加之父親去世，失去了固定的經濟來源，導致生活陷於困頓，他有個族孫杜濟住在長安城南郊，為了叨擾壹頓飯吃，他每每前去走動，但這位族孫生活也不寬綽，見長輩來了，心裏老大的不樂，嘴上不好說什麽，卻在行動上表現出來：打井水淘米，使勁擺動水桶，把水攪得挺渾；到園中砍菜，放手亂砍壹氣。
杜甫對此感慨萬分，作《示從孫濟》“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噂杳，且復尋諸孫。
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具論。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
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便是遭遇“宗族”冷落後淒涼心境的表露。 當然也不乏好友相助。
有壹次杜甫鬧瘧疾，被折騰得面黃肌瘦，頭白眼花，差點要了命。大病初愈，他拄著拐杖出門散心，不知不覺來到王倚家門口。
王倚見杜甫這般模樣，十分同情，買肉買酒，熱情地招待了他。杜甫作詩《病後過王倚飲贈歌》表示感激：“但使殘年飽飯，只願無事長相見。”
其實從那時起，杜甫就有意無意地過起了到處乞討的日子。其詩《投簡鹹華兩縣諸子》“饑臥動即向壹旬，敝衣何啻聯百結”便是他這段長安生活的真實寫照。
《雲仙雜記·夜飛蟬》引《放懷集》：“杜甫每朋友至，引見妻子。韋侍禦見而退，使其婦送夜飛蟬，以助妝飾。”
丈夫窮困，老婆自然也是壹幅寒酸相，杜甫自己還不覺得，倒是客人實在看不過眼，叫夫人送了壹個頭上裝飾品過來。 後來杜甫被迫離開長安，流落到了到成都，壹家人先是借住在浣花溪畔的壹座古寺裏，家裏都揭不開鍋了。
杜甫自己有所記載：“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睹我顏色同，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小兒餓得實在是扛不住了，也就顧不得父子之禮，沖著父親壹陣怒吼，叫他趕快到鄰居那裏去討口飯回來吃。
沒有辦法，當過幾天小官的杜甫實在拉不下面子，只好硬著頭皮，拉下面子，給老鄉、彭州刺史高適發出求援信：“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饑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高適從百裏之外背米來接濟他，鄰裏又送他些小菜，使他免卻了無米之炊的困苦。
杜甫有詩為證：“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
鎮蜀的劍南節度使嚴武慕杜甫之名，舉薦其為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工部就是這樣來的。朋友尹裴冕還為他在浣花溪上遊選擇了壹塊風景不錯的地方修建了壹座茅屋，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杜甫草堂。
公元765年，嚴武病故後壹個月，杜甫攜妻兒乘船東下，離開了成都。六年後，據《舊唐書·文苑本傳》：“乃溯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
2.代表杜甫的現實主義風格和悲愴的時代氣息的詩句而杜甫詩歌的主導風格，卻是在安史之亂的前夕開始形成，而滋長於其後數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號的苦難之中。
因此，流響於剛剛過去的年代中的充滿自信、富於浪漫色彩的詩歌情調，到了杜甫這裏便戛然而止。在飄零的旅途上，杜甫背負著對於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沈重責任感，凝視著流血流淚的大地，忠實地描繪出時代的面貌和自己內心的悲哀。
這種深入社會、關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視寫實的創作傾向，和由此帶來的語言表現形式方面的壹系列變化，不僅標誌了唐詩內容與風格的重大轉折，也對中唐以後直至宋代詩歌的發展，造成了深刻的影響。 但是，盛唐詩歌的壹些重要特征，在杜甫的詩歌創作中仍然有所體現。
激情雖然在他的詩中受到抑制，卻仍然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雄偉壯大之美，也仍然是詩人的愛好。他的那些關於時事政治的詩篇，大抵是真誠情感的流露和結晶，而並非以預定的社會功利目的為首要的出發點。
從這些方面來說，杜甫與盛唐文化終究有很深的關聯。 壹、杜甫的生平和個性 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
所以，終其壹生，高蹈出世的念頭很少占據他的頭腦。另外，唐代是重視詩歌的時代，而杜甫的祖父杜審言正是武後朝中最著名的詩人，這更加深了杜甫對詩歌的興趣。
他曾很驕傲地對兒子說：“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追求仕途事業和不朽的詩名，***同構成了杜甫的人生軌道。
天寶後期，唐代社會雖維持著表面的繁盛，卻已處處埋伏危機。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壹是玄宗和他的邊將們壹意開拓疆土、窮兵黷武的政策，導致國力空虛、民生艱難，許多人無辜死亡；二是玄宗沈湎於享樂，李林甫、楊國忠等人擅權專政，阻塞言路，政治變得昏暗；三是為玄宗所寵信的安祿山身兼三節度使，手握雄兵，威脅到國家的統壹。
處在逆境中的人容易看到現實中的弊病，當壹場大崩潰即將到來時，杜甫透過個人的不幸看到了國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寶十壹載（752），杜甫寫下了他的名篇《兵車行》，以嚴肅的態度，真實地記錄下人民被驅往戰場送死的悲慘圖景。
這首詩標誌了杜甫詩歌的轉變。此後，他又寫出《前出塞》九首，繼續對災難性的開邊戰爭提出質疑；寫出《麗人行》，揭露玄宗寵妃楊玉環的親族窮奢極欲的生活。
而長詩《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更把最高統治集團醉生夢死的情狀與民間饑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銳的對照，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震撼人心的詩句概括了社會的黑暗和不合理。 安史之亂爆發後，杜甫壹度被困於叛軍占據下的長安。
後來只身逃出，投奔駐在鳳翔的唐肅宗，被任為左拾遺。這是壹個從八品的諫官，地位雖不高，卻是杜甫僅有的壹次在中央任職的經歷。
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罷相而觸怒肅宗，後於乾元初被貶斥為華州司功參軍。由於戰亂和饑荒，杜甫無法養活他的家庭，加之對仕途的失望，他在乾元二年（759）丟棄了官職，進入在當時尚為安定富足的蜀中。
從安史之亂爆發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個國家處在劇烈的震蕩中，王朝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滿危險和艱難。而他的詩歌創作，因了血與淚的滋養，達到了顛峰狀態。
《春望》、《月夜》、《悲陳陶》、《悲青阪》、《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別”等大量傳世名篇，從詩人浸滿憂患的筆下不絕湧出。 就在嚴武二次鎮蜀的間隔時期，就曾發生壹場嚴重的軍事叛亂，杜甫因此壹度逃離成都，攜家流浪。
壹場暴烈的動蕩轉化為持續的衰亂，這使得杜甫對國家的前途更覺失望，他後期的詩歌，情緒甚至比安史之亂中更顯得沈重。 “漂泊西南天地間”（《詠懷古跡》五首之壹）的十壹年，也是杜甫詩歌創作的重要時期，留下的作品有壹千余首，占其《杜工部集》存詩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秋興》、《諸將》、《詠懷古跡》、《旅夜書懷》等，都是這壹時期的優秀代表作。尤其以旅居夔州的二年為中心，杜甫的律詩創作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可以說是杜詩的第二次高峰。
（《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壹個身負“太平宰相”之誌的人，卻成為壹名失業者、乞食者，怎麽能不深感痛苦呢？這些詩句同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表白，看起來絕不相同，實質上卻有相通之處。杜詩中那種對於國家和社會的關切，固然是出於真情，但也未始沒有在自覺得碌碌而生、於世無益的情況下，在精神上自我提升、自我拯救的意味。
對人生信仰、政治理想的執著，也是杜甫個性的壹大特征。後代有人說杜甫是“村夫子”，杜甫詩中也自稱“乾坤壹腐儒”（《江漢》），都是就這壹種執著態度而言。
所謂“致君堯舜”，所謂“憂民愛物”，這些儒家的政治觀念，在很多人只是壹種空談、壹種標榜，杜甫卻是真心地相信和實行它。而且，儒者本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進退之路，杜甫卻不願如此，他是不管窮達，都要以天下為念。
甚至，愈是社會崩潰昏亂，他愈是要宣揚自己的政治理想，相信盡管“萬國盡窮途”（《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但靠了壹點壹滴的人力，終究能夠改變現實。
3.杜甫的現實主義詩篇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杜 甫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沈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仗自嘆息。
俄傾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
床頭屋漏無幹處，雨腳如麻未斷絕。
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4.杜甫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1、“窮年憂黎元”，始終關心人民疾苦，是杜甫現實主義詩歌的核心。
杜甫生活在唐帝國由盛而衰的壹個急劇轉變的時代。他出身壹個“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享有不納租稅、不服兵役等特權。
這壹階級出身規定了杜甫要成為壹個熱愛人民的詩人不可能不是壹個艱苦的過程，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也正說明了這點。 青年時代南遊吳越、北遊齊趙。
天寶六載，到長安應試，因李林甫作梗，在長安潦倒10年左右。安史之亂爆發後，途中為叛軍所俘。
後脫身逃至鳳翔，謁見肅宗，官左拾遺。後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
不久，關中大旱，為饑餓所迫，棄官入蜀，築草堂於成都，安家定居。後入西川節度使嚴武幕，被薦為檢校工部員外郎，故世稱杜工部。
大歷三年乘舟出三峽，死於湘江舟中。 杜甫思想中占主導地位的是儒家思想。
他生活在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動亂年代，仕途坎坷，歷經禍亂，因而能夠體念人民的疾苦。其詩結合時事，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如《兵車行》、《麗人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都是揭露統治階級專橫驕奢、人民倍受其苦的不朽詩篇。還有著名作品“三吏”、“三別”等，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
晚年所作《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等，思想和藝術上都取得了極高的成就。 杜甫被尊稱為詩聖，與詩仙李白並稱李杜，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主要就在於其詩歌現實主義創作方面的傑出貢獻。 從杜甫的生活經歷我們不難看出，是杜甫與人民的關系使他成為壹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因而關註民生疾苦是他詩歌現實主義精神的內核。
杜甫的詩歌具有較強的現實性和高度的人民性。詩人三十五歲後，結束了讀書和壯遊的生活，深入社會底層，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了統治階級的罪惡，寫作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三史”（《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等現實主義詩歌的不朽名篇。
杜甫的詩歌表現出對人民的深切同情。詩人在《又呈吳郎》中，通過寡婦的撲棗，說出了窮人心坎裏的話：“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壹婦人。
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詩人在《石壕吏》中，更是對人民生活作了歷史的實錄：“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墻走，老婦出門看。
吏呼壹何怒！婦啼壹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戎，壹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乳未去，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但他從切身生活體驗出發，對儒家的消極方面也有所批判。比如，儒家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杜甫卻不管窮達，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杜甫卻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謀其政！盡管“身已要人扶”，然而他卻說“拔劍撥年衰”。盡管“萬國盡窮途”，“處處是窮途”，然而他卻是“不擬哭窮途”，“艱危氣益增”。
前人說杜甫的許多五律詩都可作“奏疏”看，其實何止五律為我們知道，儒家也談“節用愛人”，“民為貴”，但壹面又輕視勞動，輕視勞動人民。杜甫與之不同，他接近勞動人民，也喜歡勞動，甚至願為廣大人民的幸福犧牲自己。
儒家嚴“華夷之辨”，杜甫卻在壹定程度上擺脫了這種狹隘性。他主張與鄰族和平相處，不事殺伐，所以說：“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
茍能制侵淩，豈在多殺傷。”（《前出塞》）因此他非常珍惜民族間的和好關系：“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近聞》）對玄宗的大事殺伐以致破壞這種關系則加以指責：“朝廷忽用歌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喜聞賊盜蕃寇總退口號》） 總之，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壹貫精神，“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
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他表彰元結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
他對嚴武說：“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他對裴虬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
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韌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歷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
2、“向來憂國淚”，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是杜甫現實主義詩歌的又壹大特色。 杜甫不僅是壹個“窮年憂黎元”，深深關註人民疾苦的詩人，也是壹個“向來憂國淚”，不惜自我犧牲的愛國主義者，他詩歌滲透著愛國的血誠。
當國家危難時，他對著三春的花鳥會心痛得流淚。如《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壹旦大亂初定，消息壹傳來，他又會狂喜得濺淚。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
5.求 第壹首標誌著杜甫走向現實主義的詩是什麽,並附帶鑒賞妳這個問題好像也不怎麽對吧？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也是現實主義的代表。他的詩歌基本都是現實主義風格的。如：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作者：杜甫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賞析：
杜甫在這首下自註：“余田園在東京。”詩的主題是抒寫忽聞叛亂已平的捷報，急於奔回老家的喜悅。“劍外忽傳收薊北”，起勢迅猛，恰切地表現了捷報的突然。詩人多年飄泊“劍外”，備嘗艱苦，想回故鄉而不可能，就是由於“薊北”未收，安史之亂未平。如今“忽傳收薊北”，驚喜的洪流，壹下子沖開了郁積已久的情感閘門，令詩人心中濤翻浪湧。“初聞涕淚滿衣裳”，“初聞”緊承“忽傳”，“忽傳”表現捷報來得太突然，“涕淚滿衣裳”則以形傳神，表現突然傳來的捷報在“初聞”的壹剎那所激發的感情波濤，這是喜極而悲、悲喜交集的真實表現。“薊北”已收，戰亂將息，乾坤瘡痍、黎民疾苦，都將得到療救，詩人顛沛流離、感時恨別的苦日子，總算熬過來了。然而痛定思痛，詩人回想八年來熬過的重重苦難，又不禁悲從中來，無法壓抑。可是，這壹場浩劫，終於像惡夢壹般過去了，詩人可以返回故鄉了，人們將開始新的生活，於是又轉悲為喜，喜不自勝。這“初聞”捷報之時的心理變化、復雜感情，如果用散文的寫法，必需很多筆墨，而詩人只用“涕淚滿衣裳”五個字作形象的描繪，就足以概括這壹切。
頷聯以轉作承，落腳於“喜欲狂”，這是驚喜的更高峰。“卻看妻子”、“漫卷詩書”，這是兩個連續性的動作，帶有壹定的因果關系。當詩人悲喜交集，“涕淚滿衣裳”之時，自然想到多年來同受苦難的妻子兒女。“卻看”就是“回頭看”。“回頭看”這個動作極富意蘊，詩人似乎想向家人說些什麽，但又不知從何說起。其實，無需說什麽了，多年籠罩全家的愁雲不知跑到哪兒去了，親人們都不再是愁眉苦臉，而是笑逐顏開，喜氣洋洋。親人的喜反轉來增加了詩人的喜，詩人再也無心伏案了，隨手卷起詩書，大家同享勝利的歡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壹聯，就“喜欲狂”作進壹步抒寫。“白日”，點出人已到了老年。老年人難得“放歌”，也不宜“縱酒”；如今既要“放歌”，還須“縱酒”，正是“喜欲狂”的具體表現。這句寫“狂”態，下句則寫“狂”想。“青春”指春季，春天已經來臨，在鳥語花香中與妻子兒女們“作伴”，正好“還鄉”。詩人想到這裏，自然就會“喜欲狂”了。
尾聯寫詩人“青春作伴好還鄉”的狂想，身在梓州，而彈指之間，心已回到故鄉。詩人的驚喜達到高潮，全詩也至此結束。這壹聯，包涵四個地名。“巴峽”與“巫峽”，“襄陽”與“洛陽”，既各自對偶（句內對），又前後對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對；而用“即從”、“便下”綰合，兩句緊連，壹氣貫註，又是活潑流走的流水對。再加上“穿”、“向”的動態與兩“峽”兩“陽”的重復，文勢、音調，迅急有如閃電，準確地表現了詩人想象的飛馳。“巴峽”、“巫峽”、“襄陽”、“洛陽”，這四個地方之間都有很漫長的距離，而壹用“即從”、“穿”、“便下”、“向”貫串起來，就出現了“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的疾速飛馳的畫面，壹個接壹個地從讀者眼前壹閃而過。這裏需要指出的是：詩人既展示想象，又描繪實境。從“巴峽”到“巫峽”，峽險而窄，舟行如梭，所以用“穿”；出“巫峽”到“襄陽”，順流急駛，所以用“下”；從“襄陽”到“洛陽”，已換陸路，所以用“向”，用字高度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