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本不需要我來為他做辯，只因魯迅不能為魯迅，故此我要出來為他壹辯。
吹捧者安在魯迅頭上的那些名頭十分不合適，而攻擊者攻擊的也多是那些不合適的名頭，但這卻似乎
成為了魯迅本人的錯。
小風同學發了李熬對魯迅與胡適的比較文章。李熬說的是事實嗎？是的，李熬說的是事實，但是
我認為李熬搞錯了。李熬的指責在我看來是很有問題的。
問題在於，如果我們說契科夫不夠偉大，我們是否可以以契科夫沒有寫出象托爾斯泰那麽長的
《戰爭與和平》為理由？這顯然是有失公允的。
我來談壹下我對魯迅的印象。魯迅在我看來他首先是壹個悲觀者。
說他對世界充滿憎惡，那是只知其表，說他對世界充滿絕望，也許反而更恰當。（可以看壹下
旺暉關於魯迅思想的壹本論述著作《反抗絕望》。在山東文藝出版社，錢理群主編的紀念魯迅文叢裏
也有收入，而且是精裝本。）
在這些作品中我認為我覺得《野草集》是壹個典範。
我們才可以看到魯迅較真的壹面。魯迅較真的壹面：他是壹個文人，作家。
他不是革命家。他有壹首詩歌裏寫：城頭變換大王旗。
這很容易讓我們想到“興民苦，亡民苦”的千年絕唱。
李熬說：魯迅不敢反國民黨。我覺得不是。
魯迅也許確實如他所說，沒有直接罵國民黨什麽，但是這也許不是壹個敢不敢的問題。
前面我提到，魯迅是壹個悲觀主義者。他受到尼采，叔本華思想的影響，這點常常容易被忽略。
魯迅曾說過，勸人勸己是兩回事，勸人多朝積極的，入世上去講，而勸自己則容易徹底心沈下去。
很顯然，魯迅的悲哀不是壹時的，不是因為有了個國民黨政府魯迅就悲哀了，也不是國民政府
那些獨裁是魯迅叫罵的根源。否則魯迅在我心目中就不成為壹個非常敏感又有洞見的作家了。
有人說過，屈原的悲哀是壹時的，而莊生的悲觀是萬世的。魯迅更接近後者。我們可以看魯迅很多
小說，最典型的是《藥》。這裏寫的不是什麽壹國壹民，而是集體的無意識。革命者是無名的。這更
富有多譯性。這裏可以看成是壹種思想的先行者與思想後進者之間的鴻溝。而人類歷史不也就是這樣
蜿蜒的嗎？李熬說魯迅把中國人全罵了，中國人有何辜？我覺得不是，魯迅更關註的是集體對善惡，
對不公的麻木性。
更值得關註的是魯迅對這種麻木性的態度。這種態度應該到魯迅最重要的那些小說裏去找。這種
態度是不顯現的，不是象李熬那樣站出來說國民政府的官員性格如其身體上的某個器官。魯迅的這種
態度我認為是體現在魯迅小說的基調裏。魯迅小說的基調讓我想到的是契柯夫。而構思也頗有類似。只是契柯夫的筆觸更顯溫和所以顯現出同情，而魯迅偏向冷色。
我們都看過《祥林嫂》，語文書上都不免漫布著這樣的言辭：作者對時代如何之如何之的控訴。
這未免流於對藝術作品的政治解讀。
魯迅這則小說本身富有悲劇意味並非壹個時代的特有。只是其創作背景
把事情規定在某段表象類似的時空中。
祥林嫂的精神崩潰的情節難道不讓我們回想到，壹絲陀思妥耶夫斯基
巨制中的某個，或多個類似片段嗎？而這些細膩的心理難道只是壹個時代人類心理的特征？
當那些時代特征被剝離之後，魯迅小說的藝術與悲劇特征可以抽象出某種永恒
的特質。這其實才是最重要的。但魯迅作為壹個藝術家在此方面的成就卻往往最容易被忽略。
這是我們後人的罪過。
是誰塑造了阿Q這樣的典型，又是誰寫出了孔乙己這樣的人物？是誰在《傷逝》中將人意誌的脆弱與無助賦予了悲涼的詩意？這只有壹個藝術家的敏銳與獨特表達才能成就的。我們還能找到哪個中國近代
作家勾畫出過比這更好的人物嗎？
這分明是我們自己出了問題。我們把魯迅最值得關註的東西被我們扭曲了，壹比帶過了。
現在我要說，魯迅是壹個悲觀的小說家（限定為中短片），他的不少小說在藝術上的成就很高。
但魯迅不是全能作家，並非文豪。這點他自己也承認。在有人要提名他諾貝爾文學獎時，他坦言他並不配拿這個獎，也說過中國沒有人配拿這個獎，拿了反生驕氣。所以以前有人說魯迅的文學地位不配為文豪說的雖然不錯，但這又不是魯迅的錯。
有人喜歡拿魯迅和胡適做比較，這沒有什麽不可以。但千萬不要因為是魯迅罵過胡適。這沒有意義。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還是對頭。屠格涅夫嘲笑前者在社交場合的笨拙，說其文章為瘋子亂語；
前者甚至在自己的作品裏為屠格涅夫塑造了個典型，狠狠挖苦。但這不過都是這些偉大作家的壹點
邊角料。
魯迅罵過胡適，但魯迅是否是因為這壹罵而成為魯迅的呢？
我不否認魯迅被高估。而且被不切實際的高估。這種高估很多看來不但不是壹種誇大其詞的贊揚
反而是壹種不切實際的貶低。比如說魯迅為革命家，思想家。這在我看來都不是恭維，而是稀釋了
魯迅作為中國中短片小說最有成就者的榮耀。
如果我們清楚魯迅的成就，那麽我們也就更不會拿胡適能寫出《人群與約法的討論》而“魯迅不敢寫，也可以說魯迅沒有這樣子的文化水平來寫這些文章。”來說事。胡適同樣也沒有寫出象《阿Q》這樣的小說啊？李熬大師拿藝術家和學者比較本身就是有問題的。魯迅是壹個藝術家勝於其他壹切。藝術家靠更多的是直覺與本能的洞察來感受世界，他們所閱讀的系統性，對壹個問題的研究的深入性原本就不是他們這個行當所強調的。而胡適是壹個學者，其作學問的方式是系統研究，廣閱資料。
魯迅最被多數人熟悉的是他的雜文。那些文章有多少藝術價值？我認為沒有什麽大價值，但這些文章有自己的實效性。效果在於簡單，直接，壹針見血。前面我說了，魯迅是個心懷悲觀的人，這樣的人用布羅茨基的話來說：“他們並非某些具體的非正義的反對者，而是整個世界秩序的反抗者(更確切地說，是不贊成)。”他們嘲笑揭露世界上所有所見的荒誕截面。揭示這些截面的手法就是雜文。而胡適是從事另壹個層面工作的人。硬要說魯迅沒有文化水平寫胡適的文章，無非也就如我開頭所提的：契柯夫因為寫不出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那麽長的書，所以他就沒有這個水平。
李熬大師把魯迅拿這些東西出來說事，在我看來只是拿魯迅原本就不想做的事情來正名其本不想
要的盛名。李熬大師要清算的是魯迅還是魯迅浪得的虛名？而魯迅浪得的虛名早就不關魯迅什麽事，李大師要清算的該是那些胡亂吹捧的人才是啊！
幸虧李熬終究是大師，他絕對不會忘記說這麽壹句：“所以啊我忍不住要站出來，拿出資料來給大家看，證明了毛澤東的這句話，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跟偉大的革命家，如果這些話是真的，我們要看看妳魯迅批評國民黨的這些思想在哪裏，我找不到，魯迅妳革國民黨的命，在哪裏啊？”
李大師拽什麽呢？他究竟想說誰呢？
壹點是可以肯定的，李大師不會去比較魯迅與胡適誰的思想更有現實意義。他比較的胡適與魯迅，是來自於壹句謬贊，接踵邇來的幾代人的糊塗。
是鳴人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