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杜甫草堂”而存立於彭誌強筆端的詩歌，體現出三個特征：
其壹，彭誌強在數十次出沒草堂之余，他的詩性從未被大劑量的閱讀所幹擾和變亂。智性反而成為他測量草堂的水準儀，他不是“詩意”地表述感受，而是讓筆下的風物得到了壹種詩性的確立和命名，使得他的知識考據與詩性話語獲得了融鹽入水、無痕有味的文境與語式。看看他的《大雪密封的家書——在草堂茅屋故居觀楠樹》：“跨進柴門，吸附在古井蓋上的鄉愁/壹望便來。可我不想翻開/井蓋下沈默的水/因為遍地都是/杜甫在詩卷裏遺落的夢想。茅屋上/壹只麻雀足夠詮釋火的孤單……”楨楠是成都生活的壹個圖騰。楨楠是成都平原的壹個動詞，它對壹切生靈的撼動都是顯而易見的。所以，那些“生長在楠樹上的憂傷，綠了又黃，黃了又綠/仿佛是風的春秋/不斷輪回的色彩。”這讓我聯想起杜甫寫於761年秋季的五律《高楠》。相傳唐時浣花溪畔有壹株幾百年的大楠樹，杜甫草堂即建於這株楠樹之下。珍稀的植被，偉大的創造，因為庇護了詩人的生活，因而本身成為極品。對於詩人來說，渴望擁有和楨楠壹樣被選擇的勇氣和庇護人子的魄力，那麽詩歌就永遠不會被遺忘。
其二，湮沒的歷史與往事通過詩人的追蹤，具體的地點、植物、路徑得以復活和彰顯，是《草堂物語》寫作的壹個要津。
其三，“杜甫草堂的當代詩歌寫作”意義。我認為，《草堂物語》既是向唐朝的致敬，向詩聖杜甫的致敬，更是壹種對於成都詩歌生活方式的捍衛與弘揚。鑒於彭誌強無形之中已經被杜甫那種箴言式的句型帶往那個時代，他的詩歌言說裏也是警句不斷。他所展示出來的多元的、拓展空間的、開放性的寫作，神來之句隨手可拾。從高處著眼，他的詩歌正是自由思想者逾越天塹與宏大敘事的壹根鋼絲。因此，《草堂物語》打開的域度，註定要大於、高於、優於風景主義的遊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