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的詩歌總集，也是中國第壹部詩歌總集，***305篇，按音樂的不同，分為“風”、“雅”、“頌”三類。“頌” 詩是統治者祭祀的樂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農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於宴會的典禮，內容主要是對從前英雄的歌頌和對現時政治的諷刺。“風”是《詩經》中的精華，內容包括15個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紀，戰國時期的楚國以其自身獨特的文化基礎，加上北方文化的影響，孕育出了偉大的詩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響的宋玉等人創造了壹種新的詩體棗楚辭。屈原的《離騷》是楚辭傑出的代表作。
楚辭發展了詩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詩經》的四言形式，從三、四言發展到五、七言。在創作方法上，楚辭吸收了神話的浪漫主義精神，開辟了中國文學浪漫主義的創作道路。
詩經、楚辭之後，詩歌在漢代又出現了壹種新的形式，即漢樂府民歌。漢樂府民歌流傳到現在的***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寫成，後來經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晉時代成為主要的詩歌形式。
漢樂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戰爭災難的《十五從軍征》，有表現女性不慕富貴的《陌上桑》、《羽林郎》，當然最為著名的還是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這首詩講述了壹個淒婉的愛情故事。焦仲卿與劉蘭芝相愛至深，因為焦母與劉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釀成生離死別的人間慘劇。漢樂府民歌最重要的藝術特色是它的敘事性，《孔雀東南飛》是漢樂府敘事詩的最高峰。漢樂府民歌多采用口語化的樸素語言表現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動，感情真摯。漢樂府民歌中雖然多數為現實主義的描繪，但許多地方都有著程度不壹的浪漫主義色彩，如《孔雀東南飛》的最後壹段文字，即表現出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巧妙結合。
五言詩是中國古典詩歌的主要形式，它從民間歌謠到文人寫作，經過了很長的時間，到東漢末年，文人五言詩日趨成熟。五言詩達到成熟階段的標誌是《古詩十九首》的出現。《古詩十九首》不是壹時壹人的作品，詩的內容多敘離別、相思以及對人生短促的感觸。長於抒情，善用比、興手法是《古詩十九首》最大的藝術特色。
漢末建安時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籍、應旸、劉楨)繼承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並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壹次掀起了文人詩歌的高潮。他們的詩作表現了時代精神，具有慷慨悲涼的陽剛氣派，形成為後世稱作“建安風骨”的獨特風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詩》三首是漢末戰亂現實的寫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壇的風雲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藝術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詩歌內容富於氣勢和力量，描寫細致、詞藻華麗、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的藝術風格，代表詩作為《贈白馬王彪》。建安時代的詩，是從漢樂府發展到五言詩的轉變關鍵，曹植是當時的代表詩人。他的詩受漢樂府的影響，但卻比漢樂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時代之後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時代的代表詩人，他的《詠懷詩》進壹步為抒情的五言詩打下基礎，他常用曲折的詩句表達憂國、懼禍、避世之意。與阮籍同期的還有嵇康(224--263)，他的詩憤世嫉俗，鋒芒直指黑暗的現實。他們倆人的詩風基本繼承了“建安風骨”的傳統。
兩晉時期的詩歌創作逐漸走上形式主義道路，詩歌內容空泛。繼承和發揚“建安風骨”傳統，作品內容充實的詩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詠史詩》八首，借古事諷喻時事，思想性很強，但這類詩作畢竟不是主流，而且越來越少，直到東晉末年的陶淵明才給詩壇帶來接近現實的作品。
隱居不仕的陶淵明把田園生活作為重要的創作題材，因此歷來人們將他稱作“田園詩人”。在當時崇尚駢驪、重形式而輕內容的時代氣氛中，陶淵明繼承樂府的現實主義傳統，形成了他單純自然的田園壹體，為古典詩歌開創了壹個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詩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發展。
與陶淵明差不多同時的謝靈運(385--433)是開創山水詩派的第壹人。他的山水詩特點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貫註其中，但有些詩字句過於雕琢，描寫冗長，用典、排偶不夠自然。
南北朝時期是中國詩歌史上的又壹發展時期，這表現在又壹批樂府民歌集中地湧現出來。它們不僅反映了新的社會現實，而且創造了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這壹時期民歌總的特點是篇幅短小，抒情多於敘事。南朝樂府保存下來的有480多首，壹般為五言四句小詩，幾乎都是情歌。北朝樂府數量遠不及南朝樂府，但內容之豐富、語言之質樸、風格之剛健則是南朝樂府遠不能及的。如果說南朝樂府是談情說愛的“艷曲”，那麽，北朝樂府則是名符其實的“軍樂”、“戰歌”。在體裁上，北朝樂府除以五言四句為主外，還創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絕體，並發展了七言古詩和雜言體。北朝樂府最有名的是長篇敘事詩《木蘭詩》，它與《孔雀東南飛》並稱為中國詩歌史上的“雙璧”。
南北朝時最傑出的詩人是鮑照(410左右--466)。鮑照繼承和發揚了漢魏樂府的傳統，創作了大量優秀的五言和七言樂府詩。《擬行路難》18首是他傑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運用七言句法，表現了個人的不幸和對社會不平的抗議。
南齊永明年間，“聲律說”盛行，詩歌創作都註意音調和諧。這樣，“永明體”的新詩體逐漸形成。這種新詩體是格律詩產生的開端。這時期比較著名的詩人是謝眺(464左右--499)。謝眺以山水詩著名，詩風清新流麗。他的新體詩對唐代律詩、絕句的形成有壹定影響。
詩歌發展到唐代，迎來了高度成熟的黃金時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時間裏，留下了近五萬首詩，獨具風格的著名詩人約五、六十個。
初唐四傑是唐詩開創時期的主要詩人。這四傑分別是王勃(649--676)、楊炯(650--693)、盧照鄰(637--689)、駱賓王(646--684)。他們的詩雖然因襲了齊、梁風氣，但詩歌題材在他們手中得以擴大，五言八句的律詩形式也由他們開始初步定型。
“四傑”之後，陳子昂(661--702)明確提出反對齊梁詩風，提倡“漢魏風骨”。《感遇詩》38首，即是他具有鮮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時期是詩歌繁榮的頂峰。這個時期除出現了李白、杜甫兩個偉大詩人外，還有很多成就顯著的詩人。他們大致可分為兩類：壹類是以孟浩然和王維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人；另壹類是邊塞詩人，他們中的高適和岑參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齡、李頎、王之煥也是邊塞詩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齡的邊塞詩大部分用樂府舊題抒寫戰士思念家鄉、立功求勝的心情，他的《從軍行》、《出塞》歷來被推為邊塞詩的名作。李頎的邊塞詩數量不多，成就卻很突出，《古意》壹首、《古從軍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煥是年輩較老的邊塞詩人，壹首《涼州詞》寫盡了遠征人思家的哀怨，另壹首《登鶴雀樓》詩意高遠，富於啟示性。
中唐詩歌是盛唐詩歌的延續。這時期的作品以表現社會動蕩、人民痛苦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最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繼承並發展了《詩經》和漢樂府的現實主義傳統，從文學理論上和創作上掀起了壹個現實主義詩歌的高潮，即新樂府運動。元稹、張籍、王建都是這壹運動中的重要詩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樂府古題19首和新樂府12首。無論從內容還是從形式來說，元詩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詩，語言通俗易懂是他們***同的特色，這是源於他們文學觀點的壹致。張籍和王建雖無明確的文學主張，但他們以豐富的創作成為新樂府運動的中堅。同情農民疾苦是張籍樂府詩的主題，以《野老歌》最為著名。風格與上述幾人十分相近的李紳詩作雖不多，但《憫農》詩二首卻為他贏得了廣泛的讀者。
除新樂府運動之外，這壹時期還另有壹派詩人，這就是韓愈、孟郊、李賀等人。他們的詩歌藝術比之白居易另有創造，自成壹家。韓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詩，把新的語言風格、章法技巧帶入了詩壇，擴大了詩的表現領域，但同時也帶來以文為詩，講才學，追求險怪的風氣。孟郊(751--814)與賈島(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險，苦思錘煉是他們的***同特點。劉禹錫(772--842)是壹位有意創作民歌的詩人，他的許多《竹枝詞》描寫真實，很受人們喜愛。此外，他的律詩和絕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詩如他的散文壹樣，多抒發個人的悲憤和抑郁。他的山水詩情致婉轉，描繪簡潔，處處顯示出他清峻高潔的個性，如《江雪》就歷來為人們所傳誦。李賀(790--816)在詩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擁有中唐獨樹壹幟之風格，開辟了奇崛幽峭、濃麗淒清的浪漫主義新天地。《蘇小小墓》、《夢天》等都是充分體現他的獨特風格之作。
晚唐時期的詩歌感傷氣氛濃厚，代表詩人是杜牧、李商隱。杜牧(803--852)的詩以七言絕句見長，《江南春》、《山行》、《泊秦淮》、《過華清宮》等是他的代表作。這些詩於清麗的辭采、鮮明的畫面中見俊朗的才思。李商隱(813--858)以愛情詩
見長。他的七律學杜甫，用典精巧，對偶工整，如《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絕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後期，出現了壹批繼承中唐新樂府精神的現實主義詩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他們的詩鋒芒畢露，直指時弊。
詩發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輝煌燦爛，但卻自有它獨特的風格，即抒情成份減少，敘述、議論的成份增多，重視描摹刻畫，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詩同音樂關系疏遠。
最能體現宋詩特色的是蘇軾和黃庭堅(1045--1105)的詩。黃庭堅詩風奇特拗崛，在當時影響廣於蘇軾，他與陳師道壹起開創了宋代影響最大的“江西詩派”。宋初的梅堯臣(1002--1060)、蘇舜欽(1008--1048)並稱“蘇梅”，為奠定宋詩基礎之人。歐陽修、王安石(1021--1086)的詩對掃蕩西昆體的浮艷之風起過很大作用。國難深重的南宋時期，詩作常充滿憂郁、激憤之情。陸遊是這個時代的代表人物。與他同時的還有以“田園雜興”詩而出名的範成大(1126--1193)和以寫景說理而自具面目的楊萬裏(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後壹個大詩人，高揚著寧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過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於唐代的詞，鼎盛於宋代。唐末的溫庭筠(812--870)第壹個專力作詞。他的詞詞藻華麗，多寫婦女的離別相思之情，被後人稱為“花間派”。南唐後主李煜(937--978)在詞的發展史上占有較高的歷史地位。他後期的詞藝術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貼切的比喻將感情形象化，語言接近口語，卻運用得珠圓玉潤。
宋初的詞人象晏殊(991--1055)、歐陽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沒有脫離花間派的影響。到了柳永，開始創作長調的慢詞，自此，詞的規模發生了顯著變化。到了蘇軾，詞的題材又得以進壹步發展，懷古傷今的內容進入了他的詞作之中。與蘇軾同時代的秦觀(1049--1100)和周邦彥(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詞人。秦觀善作小令，通過抒情寫景傳達傷感情緒的《浣溪沙》、《踏莎行》、《鵲橋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彥不僅寫詞且善作曲，他創造了不少新調，對詞的發展貢獻很大。他的詞深受柳永影響，聲律嚴整、適於歌唱、字句精巧、刻畫細致，代表作有《過秦樓》、《滿庭芳》、《蘭陵王》、《六醜》等。在兩宋詞壇上，女詞人李清照以其獨樹壹幟的風格，占有相當重要的壹席之地。
南宋初年，面臨國破家亡的危局，詩詞作品多表現作家們的愛國之情，辛棄疾被譽為愛國詞人，他是這壹時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詞影響，陳亮、劉過、劉克莊、劉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葉以後聲勢最大的愛國詞派。
南宋後期的詞人姜夔(約1155--1235)最為著名。姜詞絕大多數是紀遊詠物之作。在他的詞作中，更多的是慨嘆身世的漂零和情場的失意，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長亭怨慢》。他的詞沿襲了周邦彥的道路，註意修辭琢句和聲律，但內容欠充實。
詞在南宋已達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詩詞乃退居其後。
明代詩歌是在擬古與反擬古的反反復復中前行的，沒有傑出的作品和詩人出現。
清代詩詞流派眾多，但大多數作家均未擺脫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套子，難有超出前人之處。清末龔自珍(1792--1841)以其先進的思想，打破了清中葉以來詩壇的沈寂，領近代文學史風氣之先。他的詩常著眼於社會、歷史和政治的觀點來揭露現實，使詩成為現實社會的批判工具。後來的黃遵憲(1848--1905)、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等新詩派更是將詩歌直接用做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宣傳載體。
“五四”文學革命中，中國的現代文學誕生了。1917年胡適(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白話詩8首，並提出“詩體大解放”的主張，倡導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的“胡適之體”詩。在新詩誕生過程中，劉半農、劉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創作主力。經過他們的努力，新詩形成了沒有壹定格律，不拘泥於音韻，不講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質樸，以白話入行的基本***性。最早出版的新詩集有：胡適的《嘗試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兒》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帶著狂飆突進的“五四”時代精神，帶著不同於其他白話詩的鮮明藝術性，為新詩奠定了浪漫主義的基礎。《女神》也是新詩真正取代舊詩的標誌。它成功地創造、運用了自由體形式，將新詩推向新的水平。
經過開辟階段，新詩形成了以自由體為主，同時兼有新格律詩、象征派詩的較為完善的形態。
文學研究會的作家們創作了大量的自由體詩，他們的詩多以抒情為主，表現了覺醒後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追求與苦悶。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較為突出。他的詩突出地表現了積極進取的精神，如《光明》壹詩表達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實求索的願望。還有《匆匆》、《自從》、《毀滅》等詩都表現了歷經坎坷與幻滅，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堅韌。文學研究會中自成壹家的冰心，受泰戈爾《飛鳥集》的影響，創作出版了《繁星》、《春水》兩部詩集。她的這些詩都被稱作“繁星體”。她的“繁星體”詩多表現母愛、童真和自然之情，滿蘊溫柔、憂愁之風。
怒吼的詩指的是瞿秋白和蔣光赤等***產黨員作家的政治抒情詩，其中蔣光赤(1901?/FONT>1931)的詩最多。他的詩中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惡象》、《中國勞動歌》、《哭列寧》等詩壹掃當時許多新詩中的纏綿悱惻之調，充滿了陽剛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詩存在內容較空泛的弊病。
在新詩創作中，愛情詩這壹領域當屬湖畔詩社的詩最為引人註目，汪靜之(1902-- )、應修人(1900--1933)、潘漠華(1902--1934)和馮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們的詩中所描寫的愛情大膽而袒露，其間所顯現出的質樸、單純的美是最打動人的地方。
寫自由體詩的馮至(1905--1994)也是比較有成就的詩人。他的詩既寫愛情，也寫親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遊及其他》等詩集。
提倡格律詩的是新月派。聞壹多(1899--1946)為格律詩理論做出了很大貢獻。為建設新格律詩，聞壹多提出建設詩歌的音樂美、繪畫美、建築美，並為此進行了艱苦的創作實踐。聞壹多有兩部詩集《紅燭》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愛國主義情感貫穿始終。此外，他的詩還表現了“五四”時期積極向上，進取追求的精神風貌。他的藝術表現方法是浪漫主義的。他常選擇某壹形象來托物寄情。他善用貼切的比喻以增強詩的形象性和藝術感染力。他的詩具有他所提出的音樂美、繪畫美、建築美，這壹特點對整個格律派產生過重大影響。徐誌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壹重要詩人。他的詩主要表達對光明的追求、對理想的希冀、對現實的不滿。表現個性解放、追求愛情的詩在徐誌摩的創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詩風婉約，文字清爽、明凈，感情渲染濃烈、真摯，氣氛柔婉、輕盈，表現手法講究而多變。他的詩多收於《誌摩的詩》、《翡冷翠的壹夜》、《猛虎集》、《雲遊》等詩集中。
幾乎在新月派活躍的同時，象征派的詩也出現在中國的詩壇上。象征派的詩既不真實描寫，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於常態的聯想、隱喻、幻覺、暗示等手段制造朦朧、神秘的色彩。李金發(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為幸福而歌》等詩集。他的詩反映了“五四”之後壹些知識分子面臨茫然的前途時而產生的悲觀情緒。李金發被人稱為“詩怪”，是因其詩怪誕，可讀性較差，但他的詩也有許多成功之處，如詩中大量形象鮮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語言、表現強烈的感覺等皆為許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績較為突出的象征派詩人還有王獨清、穆木天和馮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詩派以高昂的戰鬥激情領詩壇壹派風騷。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詩人。他的詩熱情頌揚無產階級革命，生動描繪工人運動的戰鬥場面。因為有實際鬥爭經驗，所以他的詩感情充沛而真摯又不流於空泛，藝術風格樸實、粗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們的詩》等。左翼詩派的重要代表團體是中國詩歌會。他們的藝術主張是詩歌大眾化，倡導詩歌面向下層人民，歌唱抗日救亡運動，代表詩人是浦風(1911--1942)。
新月派之後，描寫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的現代情緒的現代詩派興起，戴望舒(1905--1950)是現代詩派的主要詩人。他因1928年發表的《雨巷》壹詩而獲“雨巷詩人”的美名，曾出版過《我的記憶》、《望舒草》等詩集。這些詩作集中表現了知識分子在大革命失敗後的幻滅感和孤獨感。他的詩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貼近主觀情緒，詩意雖曲折、朦朧但並不過於晦澀。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鮮而貼切。富於節奏感是他的詩的另壹特色。
抗戰後詩壇上最重要的詩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詩人是胡風、艾青、田間、亦門、魯藜、鄒荻帆等。在他們的創作中，政治抒情詩占有很大比重，內容多充滿愛國主義激情，呼喚人們的抗敵鬥誌。七月派在藝術上註重以熾烈的激情去撞擊人們的心靈，而不講究文學的雕琢、修辭。質樸、粗獷、奔放是七月詩人***有的藝術特色。
40年代後半期，被後來稱為民歌體的新詩在解放區農村成熟了。民歌體新詩的突出成就表現在李季與阮章競的敘事詩中。
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發表諷刺詩的筆名。他在這壹時期的詩結集為《馬凡陀的山歌》，這是當時國統區最有影響的政治諷刺詩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謠、小調寫成，輕松、詼諧而又銳利、潑辣，鋒利的筆鋒掃蕩了末日社會的各個角落。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詩歌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新題材、新主題伴隨著新生活應運而生。詩人們滿懷激情抒寫了壹首首新時代的頌歌。同時，新的社會也造就出壹批詩壇新人和嶄新的作品。他們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遠方去》，森林詩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嚴陣的《老張的手》，未央的《祖國，我回來了》，李瑛的《軍帽下的眼睛》，公劉的《邊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顧工的《喜馬拉雅山下》等。此外，詩歌形式有所創新，吸取民歌營養的信天遊、接受外來影響的階梯式、新格律詩等形式相繼出現。
50年代未60年代初，詩歌興起了新民歌運動，發展了傳統民歌。政治抒情詩以獨立的藝術形式在60年代出現，郭小川、賀敬之是當時兩位優秀的政治抒情詩人。這壹時期詩歌創作的另壹突出成就是長篇敘事詩的豐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將軍三部曲》以新穎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譽詩壇，李季的《楊高傳》、聞捷的《復仇的火焰》、韓起祥的《翻身記》、王致遠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釗》、田間的《趕車傳》等也都別具特色。
但取得成績的同時，這壹時期的詩歌創作也存在著題材、主題、形式、風格不夠豐富的缺點。
新時期以來，沈寂十載的詩壇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新景象。詩歌在表現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廣泛借鑒，形式則更趨於松散的自由體，風格千姿百態。新時期初期，歡呼勝利、反思歷史的詩歌繼承了現實主義的傳統，並使之繼續發展。與此同時，壹批青年詩人，如舒婷、顧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長起來。他們的詩通常表現出壹種晦澀的、不同於尋常的復雜情緒，人們謂之“朦朧詩”。
80年代中後期以後，詩壇又出現了自稱為“第三代詩人”的現代派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