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務和範圍比較文學的任務在於研究壹種民族文學對其他民族文學的影響和其他民族文學對這壹種民族文學的影響；同時也對比地研究並無直接聯系的兩種或幾種民族文學在主題、題材、文體、風格、發展趨勢等方面的類同和差異；它還研究文學與其他藝術形式如繪畫、音樂以及其他意識形態如哲學、純科學的相互關系和異同。
關於不同民族作家作品之間存在的相互關系的研究稱為影響研究。它追求文學發展的“經過路線”。既從“放送者”的角度探索壹個作家或壹種文學對其他民族文學所產生的影響；也從“接受者”的角度研究壹個作家或壹種文學所曾容納和改造的外來因素。影響研究包括“淵源學”和“媒介學”。“淵源學”在多方面相互影響中研究文學發展的淵源流變；“媒介學”研究各民族文學產生影響的途徑和手段如翻譯、改編等。影響研究幫助人們了解壹種文學如何經過創造性的吸收過程成為另壹種文學的組成部分，不僅是研究文學發展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有助於總結經驗，指導今天日益廣泛的文化交流。
關於並無直接關系的不同民族文學在主題、題材、文體類別、人物形象、風格特點等方面實際存在的類同和差異的研究稱為平行研究。平行研究包括“題材史”、“主題學”、“類型學”、“形態學”、“比較批評”（或稱“比較詩學”）等內容。題材史研究同壹題材在不同民族文學中的不同形態及其發展歷史，如人類起源這壹題材在各族神話和民間傳說中的不同表現和發展。“主題學”研究同壹主題思想如“愛情與義務的沖突”、“人生短暫與自然永恒的矛盾”等在不同民族文學中的表現。“類型學”對比研究各民族文學同壹類型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形態學”研究同壹文體在不同民族文學中的不同發展過程。“比較批評”或“比較詩學”研究不同民族文學的不同批評概念和批評原則及其發展歷史，以及各民族詩歌創作的***性和特色。平行研究幫助人們以更寬闊的視野來總結文學的普遍規律，以概括更豐富的文學現象，同時也幫助人們在更廣泛的背景上深刻認識自己民族文學的獨創特點。
比較文學是壹種邊緣科學，研究文學與其他藝術形式如音樂、繪畫、雕刻的關系，也研究文學與其他意識形態如宗教、哲學、純科學的關系。這種跨學科的研究需要極其廣博的知識，目前還沒有取得重大成果。
發展簡史比較文學的研究並不是從19世紀才開始，早在14世紀，但丁在他的著作《論俗語》中就曾以早期法國文學與類似的普羅旺斯文學互相比較；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比較研究了不同民族語言的不同節奏所形成的不同詩歌格律；伏爾泰也曾比較研究過不同民族文學中不同的史詩類型。意大利啟蒙運動領袖維柯在《新科學》卷 3中對荷馬的兩部史詩進行了詳細比較，認為它們都是不同地區和時期的民間歌手的口頭傳誦作品，不可能出於荷馬壹人之手。但是，比較文學作為壹門學科的興起是19世紀下半葉以後的事。這並不是壹種偶然現象。馬克思、恩格斯在《***產黨宣言》中指出，由於資產階級開拓了世界市場，“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壹種世界的文學”。這正是比較文學興起的社會經濟原因。與此同時，現代人文主義特別是浪漫主義的興起肯定了任何壹種語言和文學都自有其文化的價值，註意分析作家與作品產生的環境及其與其他文學作品的聯系。19世紀以來,自然科學與其他社會科學領域已廣泛應用了比較的方法，建立了比較生物學、比較語言學、比較立法學等新的學科，這就構成了比較文學興起的文化背景。
比較文學壹詞首先出現於1829年，當時法國巴黎大學教授維爾曼在他講授的壹門課程的引言中，第壹個把自己的壹部著作稱為“比較文學研究”。1830年巴黎大學另壹位教授安貝爾則把自己講授的課程稱為“文學藝術的比較歷史”。1848年，英國批評家安諾德也采用了“比較的各國文學”這類術語，並在《目前文學批評的功用》壹文中號召“每位批評家除他本國的文學外，至少必須熟悉另壹種偉大的文學，這種文學與自己本國的文學差異愈大愈好”。但是，比較文學這壹名稱作為專門術語而被普遍接受卻在1865年法國批評家聖伯夫稱安貝爾為“比較文學的哥倫布”之後。
比較文學這個術語在19世紀的俄國並不流行，但有關這壹內容的學術著作卻相當豐富。早在1833年，著名批評家雅基莫夫就已寫成《論羅蒙諾索夫時期以來俄羅斯文學發展的特點》，力求將俄羅斯文學現象同其他古老的歐洲國家文學之間的關系加以科學的論述。後來他又寫了《在同外國文學聯系中整個俄羅斯文學的發展》。另外還有佩平寫的《在國際聯系中的古俄羅斯小說與童話的歷史》、達什凱維奇寫的《部分俄羅斯作家的創作與歐洲文學家創作的比較》等，都是研究各民族文學相互影響的力作。
在西歐，1895年德國語文學家本法伊為德譯《五卷書》寫了前言，指出歐洲文學某些題材直接來源於印度故事，被認為是東西方比較文學的開始。1872至1884年間,丹麥批評家布蘭代斯完成了他的6冊巨著《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他強調必須對歐洲文學進行比較性的研究，並在序言中指出：“這種比較性的研究具有雙重的便利：壹面可以把外國文學帶到離我們那麽近，使我們能夠跟它合成壹體；同時又把我們自己的文學放遠了，使我們在真正的遠景中看見它。”1886年，出現了第壹部研究比較文學理論和方法的專著《比較文學》（英國波斯奈特著）。專門的比較文學刊物也相繼問世，如匈牙利的《比較文學學報》（1877～1888，前兩年原名《比較文學雜誌》），由梅茨爾主編；德國的《比較文學雜誌》(1887～1910)，由科赫主編。與此同時，壹些學校如美國的哈佛大學(1890)、法國的裏昂大學(1897)都繼巴黎大學之後陸續設立了比較文學專題講座。1899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首先成立了比較文學系，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也在1904年成立。主持裏昂大學第壹個講座的德·科斯特教授對比較文學的方法作了廣泛而有系統的研究，並將這些方法應用於歐洲現代文學分析，取得了很大成績，曾被稱為“比較文學之父”。哈佛大學的肖菲爾和白璧德也為比較文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1900年法國學者貝茲編纂了《比較文學書目》，1903年羅力耶所著《比較文學史──自濫觴至20世紀》，收集和總結了比較文學的研究成果。在這個基礎上，1931年出現了法國學者保羅·梵·第根的名著《比較文學論》，第壹次全面總結了近百年來比較文學發展的理論和歷史，全書分《比較文學的形成與發展》、《比較文學的方法與成績》、《總體文學》三大部分,是壹部集大成的作品。法國始終是這壹階段比較文學研究的中心。
由於戰爭和其他原因，40年代以來比較文學研究沒有很大進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比較文學以美國為中心而發達起來。1952年《比較文學與總體文學年鑒》在美國創刊，按年總結和分析比較文學發展中的成績和問題。1958年，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繼1956年在意大利召開第壹屆代表大會後，在美國召開第二屆會議，討論了比較文學發展中的許多重大問題，是壹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大會。美國學者認為比較文學研究不應局限於發生直接關系的各民族文學之間，還要探討全無關聯的不同文學體系的***同現象及其差異，把平行研究的概念和方法引入了比較文學的研究範圍。
60年代以來,比較文學在蘇聯也得到很大發展。1960年蘇聯開展了“文學的相互聯系與相互影響”的專題討論和1971年召開的“斯拉夫文學比較研究”會議，推動了比較文學理論的發展。1976年出版的《蘇聯大百科全書》第24卷和1978年出版的《簡明文學百科全書》第 9卷分別用《比較歷史文藝學》和《比較文藝學》的詞條闡述了比較文學的內容。
進入70年代，文學研究領域和其他研究領域壹樣逐漸擺脫了歐洲中心論和蘇聯中心論的局限，許多學者開始感到缺少對亞洲、非洲等廣大地區文學傳統和現狀的了解，就談不上對文學現象的全面研究。東方的文學體系，特別是中國、印度、阿拉伯的傳統文學體系越來越引起比較文學研究者的興趣和重視,東西方比較文學,特別是中西比較文學必將日益引起學者的關註。目前，以中西比較文學為中心議題的國際會議已召開過多次，這壹領域的開拓將成為世界比較文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已成為明顯趨勢。
三大學派在比較文學發展過程中，由於研究重點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學派。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國學派、美國學派和蘇聯學派。法國學派以梵·第根、伽列等人為代表，是歷史最久的壹支學派。他們強調影響研究，認為比較文學應側重研究各民族文學作家和作品之間的直接影響，即確實存在的“事實關系”，而不需作美學評價，也不重視美學欣賞。他們主張“‘比較’這兩個字應擺脫全部的美學涵義而取得壹個科學的涵義”。50年代興起的美國學派以雷納·韋勒克（流亡美國的持不同政見的捷克學者）等人為代表。他們強調平行研究，反對把比較文學局限於有直接影響的不同民族文學的實證分析，主張把文學與其他文化現象的關系聯系起來探討，提倡從美學角度分析各民族文學的異同。蘇聯學派形成於60年代，代表人物是維·日爾蒙斯基、米·阿列克謝耶夫等。他們強調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的不可分割的聯系，認為各民族文學獨立產生的***同特點正是各民族文學能夠互相影響的基礎和條件，但他們同時也強調在比較研究各種文學聯系和比較研究各種文學的異同之間不作明顯的區別也是不對的，因為這裏所研究的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文學現象。隨著比較文學研究的發展，新的學派還將不斷出現，正在醞釀中的以促進中西比較文學研究為主要任務的中國學派就是壹例。
比較文學在中國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也不是從最近才開始。魯迅、茅盾、郭沫若都曾在廣泛比較各國文學的基礎上探索過中國文學發展的新路。魯迅早在1907年寫的《摩羅詩力說》中就比較分析了各民族文學發展的特色。他指出印度、希伯來、伊朗、埃及等文化古國政治上的衰微帶來了文學上的沈寂;俄國雖也似無聲,但“俄之無聲，激響在焉”；德國青年詩人以熱忱的愛國精神“凝為高響”，使人民熱血沸騰；英國以拜倫、雪萊為代表的“惡魔詩派”更是以他們“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詩歌，“動吭壹呼，聞者興起”。魯迅還研究過“惡魔詩派”在波蘭、匈牙利等民族文學中的發展以及拜倫對俄羅斯文學的影響；他也比較過尼采與拜倫的不同，拜倫和易蔔生的差異，並得出結論：“欲揚宗邦之真大，首在審己，亦必知人，比較既周，爰生自覺。”這也就是說必須審己知人，在眾多的比較中鑒別優劣，才能找到振興中華的途徑。茅盾在1919年和1920年相繼寫成的《托爾斯泰與今日之俄羅斯》和《俄國近代文學雜談》中也反復比較了托爾斯泰、高爾基與英國作家狄更斯，法國作家莫泊桑、雨果，挪威作家易蔔生的不同，從而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意見。促進中國文學積極自覺地從世界文學中吸取營養，走向新的發展階段。
30年代，傅東華、戴望舒分別翻譯了羅力耶的《比較文學史》和保羅·梵·第根的《比較文學論》，第壹次在中國系統介紹了比較文學的歷史、理論和方法。1936年出現陳銓的專著《中德文化研究》，全面評述了中國小說、戲劇、抒情詩在德國的傳播和影響。錢鐘書的《談藝錄》、朱光潛的《詩論》、範存忠的《威廉·瓊斯爵士與中國文化》等都在某壹方面對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有所建樹。
50年代出現了許多有影響的研究論著。莎士比亞、歌德、伯納·蕭、泰戈爾、易蔔生、普希金、果戈理、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等在中國的影響和傳播都受到中國學者的關註而反映在許多專論之中。近年來,比較文學的研究在中國日漸繁榮,無論在影響研究還是平行研究方面都出現了壹批有質量的文章。
比較文學在文學研究領域中是壹門新興的學科，無論在實踐方面還是方法學理論方面，都還有壹系列有待於解決的課題。例如相互獨立的不同體系的文學現象的“可比較性”的標準，比較文學獨立的方法論體系，文學與其他藝術形式的聯系，文學同整個人類文化的聯系等尚未圓滿解決的問題，都需要更深入地進行研究，同時也正是這些問題向我們預示著比較文學發展的廣闊前景。
這些希望對LZ有用( ⊙ o ⊙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