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郎江南酒隱處，古木參天應手栽。
石坳為尊酌花鳥，自許作鼎調鹽梅。
平生四海蘇太史，酒澆不下胸崔嵬。
黃州副使坐閑散，諫疏無路通銀臺。
鸚鵡洲前弄明月，江妃起舞襪生埃。
次山醉魂招仿佛，步入寒溪金碧堆。
洗湔塵痕飲嘉客，笑倚武昌江作罍。
誰知文章照今古，野老爭席漁爭隈。
鄧公勒銘留刻畫，刳剔銀鉤洗綠苔。
琢磨十年煙雨晦，摸索壹得心眼開。
謫去長沙憂?入，歸來杞國痛天摧。
玉堂卻對鄧公直，北門喚仗聽風雷。
山川悠遠莫浪許，富貴崢嶸今鼎來。
萬壑松聲今在耳，意不及此文生哀。
按蘇軾《武昌西山》詩有敘：
嘉祐中，翰林學士承旨鄧公聖求為武昌令，常遊寒溪西山，山中人至今能言之。軾謫居黃岡，與武昌相望，亦常往來溪山間。元祐元年十壹月二十九日，考試館職，與聖求會宿玉堂，偶話舊事。聖求嘗作《次元次山窪樽銘》，刻之巖石。因為此詩，請聖求同賦，當以遺邑人，使刻之銘側。
黃庭堅這首詩是和蘇軾的，詩中要寫的正是蘇軾序中說的那壹些。至於如何立意、如何取材，如何描寫與結構，則出於黃庭堅的匠心。
可以設想：它可以由蘇軾“步上西山”寫起，也可以由蘇、鄧會宿時追溯上去;然而，他在開頭四句中先寫元結(次山)作樽。第壹句中，“漫郎”是元結自號;江南即指武昌;“酒隱”概括元結當時生活，簡潔明朗，且便於與“樽”聯結。第二句寫其地之勝：突出“古木參天”，形象優美;想象其為元結所手栽，有助於表現元結性格，且為末尾“萬壑松聲”作伏筆。第三、四句寫元結就“石坳”處作樽，並想象其用樽以“酌花鳥”，且點明元結抱負，寫出他“自許”為“調和鼎鼐”之手，即治理天下的宰相之才(《尚書·說命》有“若作和羹，用汝作鹽、梅”，鹽與酸梅皆調味品)。這樣就把作窪樽與治天下聯結起來。用手栽林木，樽“酌花鳥”，誌“調鹽梅”，把元結寫成既務實，又脫俗，既豪邁不羈，又關心民物的人物，因而此樽也就不同尋常。元結是壹位循吏，是關心人民的詩人，曾為杜甫所推重，所以，黃庭堅所想象的有壹定根據，其中雖有誇張，但非揄揚過實。至其立意之高遠與想象之豐富，則又是值得稱贊的。
“平生”以下十二句，轉寫蘇軾在黃州“往來溪山”，訪得窪樽，並就樽飲客。妙在奇峰突起，先寫蘇軾胸襟。此段第壹句用“四海”修飾蘇太史，雖是套用習鑿齒會見釋道安時說“四海習鑿齒”那句話(見《世說新語》)，但同時更概括了蘇軾屢遭貶謫、南北奔波的經歷與名重天下的身份(當時人說蘇“四海***知霜鬢滿”)，這是切合實際的。緊接著點出“酒澆不下胸崔嵬”。“崔嵬”與“壘塊”意略同。《世說新語·任誕》載：王忱謂阮籍胸中壘塊故須以酒澆之。“壘塊”謂心中郁結不平，“崔嵬”而“酒澆不下”，則郁結不平之氣更高更大。這就進壹步刻畫出蘇軾的心靈。蘇軾認為“士以氣為主”，他所推重是範滂、孔融、李白這樣壹些人，所以黃庭堅這樣寫是把握了蘇軾性格特征的。這也正是蘇與元結的“自許作鼎調鹽梅”，所以有相通之處。
接下去轉入蘇在黃州。用“諫疏無路通銀臺”(按：銀臺，即禦史臺)，進壹步寫蘇雖被貶，心不忘國，只因無路可通，才不得不寄情山水，而於“鸚鵡洲前弄明月”(鸚鵡洲，點明武昌;其地又是彌衡墓的所在)、“江妃起舞襪生埃”，使人想起黃庭堅在詠水仙花詩中講的“淩波仙子生塵襪，水上盈盈步微月”，這裏則用來刻畫蘇詩的“感天地”、“動鬼神”，使女仙也為之起舞。這六句是對蘇軾形象的刻畫。接著進壹步刻畫蘇“步入寒溪”，招得“次山醉魂”，點出窪樽，這才與第壹段銜接起來。接著又想象蘇軾“洗湔”掉窪樽上的“塵痕”，把大江這個大“罍”中的美酒，舀入窪樽，再由窪樽中舀出，分“酌嘉客”。蘇軾原詩中，就有“春江綠漲葡萄醅”，黃說“江作罍”，正是根據蘇詩來的。這與第壹段中寫元結的“酌花鳥”，又可互相補充，互相映照。蘇軾的“嘉客”中，固有二三士大夫，更多的是山中“野老”(見蘇轍《武昌九曲亭記》)和漁樵(蘇軾《答李端叔書》：“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黃說“野老爭席漁爭隈”，不僅寫當時情景，更暗示蘇軾文章雖好，但不得列於朝廷，只好與漁樵相處。
黃庭堅此詩主要是為蘇軾而作，故以濃墨重筆寫蘇。寫蘇既豪放、又平易，既執著、又灑脫，“文章憎命”，然猶不忘君國，久經遷謫，而猶豁達自如，刻畫出蘇軾的個性，寫得栩栩如生。
接下去，“敘東坡摩挲鄧公之銘”(曾國藩《求闕齋讀書記》)，這是題中應有之筆。蘇軾原詩中有“公有妙語留山隈，至今好事除草棘，常恐野火燒蒼苔”。黃則只就蘇軾來說，詳略得宜，亦見剪裁之妙。按鄧名潤甫，紹聖時，官至尚書左丞。
最後，即“謫去”至末八句，“敘東坡還京與鄧同值玉堂”(同上)。其中又可分為幾層。
“謫去”句回應“黃州”壹段，把蘇軾比作賈誼。“歸來”謂還京，“天摧”壹向解為指神宗之死。這是紀事。按蘇軾在《武昌西山》的第二首中說自己“欲收暮景返田裏，遠泝江水窮離堆。還朝豈獨羞老病，自嘆才盡傾空罍”，心情並不很好。黃庭堅針對這點，指出“山川悠遠莫浪許，富貴崢嶸今鼎來”，(鼎，壹解為“大”)這是勸勉之詞。聯系第壹段，即希望蘇軾也象元結那樣“自許作鼎(古人以鼎喻‘三公’)調鹽梅”。這裏有個問題值得研究：當時哲宗即位，太後臨朝，盡廢王安石“新法”，蘇軾並不完全同意這種做法。當時有人寫詩給蘇軾說“遙知丹地開黃卷(按：謂做皇帝侍讀)，解記清波沒白鷗”，即勸蘇隱居，為什麽黃反以“富貴”為言?這是不是黃太庸俗了呢?這要聯系末兩句來看。在末兩句中，他指出，蘇軾想的並不是“富貴鼎來”，而是“松聲在耳”，這是事實，值得深思。他“意不及此(按：指富貴，或者說‘作鼎調鹽梅’)”，自然有原因，因為他“坐閑散”時還想寫“諫疏”，還朝以後，“富貴鼎來”之時，為什麽反而想著江湖，想著退隱呢?這不是值得深思的嗎?什麽原因，他沒有寫，也不需要寫，因為“文生哀”三字就能傳之言外。不然，為什麽“生哀”呢?作者正是在抑揚頓挫中寫出“難言之意”的。這也是用“不說出”來寫“說不出”之情，是詩的神韻所在。任淵說，“山谷詩律妙壹世，用意未易窺測”(《山谷詩註》)，實則黃詩雖“筆勢放縱”(《豫章先生傳贊》)，但前後關鎖聯結之處，有跡可尋，茍能細心玩其詞氣，理出脈絡，則其用意自明。其立意之高、盡意之巧，也就可得而欣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