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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府詩風的演變

兩漢時期的樂府詩對中國古代詩風的演變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實現了四言詩向雜詩、五言詩的過渡。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詩風的變化往往與流行音樂的音調有關。兩漢樂府詩本來就是用音樂來吟唱的,之所以在詩歌形式上與《詩經》中的四言絕句有所不同,既是詩歌自身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有音樂的因素。

漢高祖劉邦是楚人,酷愛楚音。他的《大風之歌》是用楚聲唱的。先秦時期楚辭的代表文體是離騷體,壹般每句話六七個字,七言絕句的最後壹個字往往是語氣詞。這種詩體的句式稍加引申,如果去掉語氣詞,就成了七言句。把壹個六句話的句子中間拆開,就變成了兩個三句話的句子。楚生也會唱四言詩。劉邦的《天鵝之歌》是壹首四言詩。他用楚調唱給戚夫人聽。不過用楚聲唱騷詩更符合楚人的口味。稍加改革,騷體變成了七言律詩和三言律詩。因此,三言律詩和七言律詩不可避免地出現在漢代樂府以楚音演唱的歌曲和詩歌中,從而導致了詩風的演變。這個標誌在漢初就已經出現了。《安史坊歌》以楚聲唱和,第六回七言三語合璧:“海蕩水歸,貴人樂人懷。”大山崔,百會之,民多貴?貴而賢惠。“這部作品是用楚聲唱的三言七句詩,是騷體詩的壹種轉化。至於第七、八、九章,都是工整的三言詩,是騷體詩中六句壹分為二的產物。到漢武帝時,獻給郊的歌有19首,其中純四言詩的只有9首,其余的要麽是三言詩,要麽是雜言,尤其是三言詩和七言詩。漢代出聲的盛行,對大量三言七言詩的產生起到了催化作用。

漢代樂府詩中的曲調有多種來源。除了中國各地的音樂,還有少數民族的歌曲。宣道歌中收錄的18鈸,是用北狄和西域的音樂來唱的。崇尚音樂是軍隊用的,來自北方少數民族。它的曲調與中國音樂有很大的不同,所以用鼓吹音樂唱的歌和詩明顯不同於中國音樂的常見風格。現存的18首都是雜詞,與其他樂府詩有很大不同,是詩歌形式的壹大變化。

除了楚聲和北地西域曲,還有中國流行的五言歌謠。就西漢而言,惠帝時戚夫人所唱的《宋》六句中有五句是五言。李延年為武帝唱了四首“北方有美女”的詩,其中三首是五個字,第三句改成了五個字,沒有了“寧願不知道”這個詞。他稱帝時在長安流傳的歌謠《吟上歌》、《邪路敗良田》,已經是標準的五言詩了。西漢樂府廣泛收集各類歌謠,其中必有相當比例的五言詩。這些五言詩在形式上不同於傳統的四言詩,引起了學者們的濃厚興趣,並親自加以模仿。所以東漢開始出現更多的文人五言詩。從西漢的五言詩到樂府五言詩,再到文人五言詩,這是早期五言詩發展的基本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