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它反映了戰爭和北方人民的軍國主義精神。北朝樂府民歌多寫於金代“五朵野花”之後的北朝初期。當時北方各民族長期混戰，許多民歌反映了這壹社會現實。比如《企隱喻之歌》(《可憐人》)就是各族在戰爭中大量死亡的寫照，而《柳之歌》(《好運動員必快》)則反映了北方人民為了適應戰亂頻繁的社會環境，善於騎射，驍勇善戰的精神。
二是反映民間疾苦。與北朝殘酷的戰爭相伴而生的統治階級的人口掠奪，給人民造成了被流放的痛苦，這使得許多反映北朝流放生活的思鄉作品，都表現出壹種絕望的悲憤，有別於壹般的漂泊詩。比如紫蜜馬歌(《高山上的樹》)、瑯琊王歌、龍頭歌都反映了這種社會現實，而雀老李歌、尤則觸及了社會貧富對立的根本問題，反映了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反抗意識。
三是反映男女的愛情生活。北方各民族的性格都是坦率的，即使在愛情上也是如此，所以北朝的情歌和南朝的子夜不壹樣，簡直是豪放，表現了北方情調的特點。
比如陸地驅樂歌(《月光星辰欲墜》)、破柳之歌(《我肚子裏不痛快》)、捉歌等。，土地驅樂歌(《驅羊入谷》)也反映了戰爭環境下“老婦不嫁”的現實。
總之，北朝樂府民歌風格渾厚質樸，雄壯奔放，語言真實而不粗糙。從形式上看，《米色》雖以五言四句為主，但也開創了七言四句的七絕體，發展了七言古風和雜體，對唐代詩歌的發展產生了直接影響。比如《木蘭詩》在唐代七言律詩中就有示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