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之後，郭沫若寫了大量的詩歌:《星空》(寫於1921-1922之間)、《水瓶座》(寫於1925年春)、《千貓》(寫於1923年)這壹時期的創作呈現出與女神時代詩歌不同的特點，從中可以了解郭沫若詩風的變化。
《星空》的意象體系與《女神》壹致，缺乏早期詩歌的激情，但手法趨於成熟:結構更嚴謹，語言更簡潔含蓄，感情更深刻。如星空、冬景。
《瓶子》是壹首愛情詩，是這壹時期抑郁癥在愛情上的投影，但它仍然反映了郭沫若的浪漫主義精神。如“37號”。
《前茅》和《復辟》標誌著郭沫若詩風的轉變。他的詩歌充滿了時代的革命氣息，也是無產階級詩歌的嘗試。而太多的詩歌被用作政治的“留聲機”，個人被用作“口號人”和“口號人”，從而從根本上喪失了藝術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