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詩在結構上明顯分為兩層。前六行是對時間機制的個性化描述，後五行是“我”在這個機制中的個性化表達。然而，愛默生對時間機制的表述並不是壹種客觀的呈現，而是帶有明顯的主觀傾向。他用“偽善”來表達時間表面的公平和慷慨，用“啞啞”來表達時間的狡猾和沈默。他們像托缽僧壹樣穿過人群，脫離人群。他們按照人的意願送禮物，讓每個人都覺得好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在這裏，詩人有意預言了個體的能動性及其相應的結果，在壹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主體性，弱化了時間的權力強度。但是，這種弱化似乎作用不大。接下來，已經覺察到時間虛偽的我，依然被它們蠱惑，不僅是因為它們排成壹行，沒有開始和結束，更是因為它們的慷慨和忙碌吸引了我的註意力，讓我忘記了自己的晨願。我只得到香草和蘋果，作為最簡單的物欲隱喻，它們意味著我精神追求的缺失，意味著人無法克服時間的脆弱。
應該說，愛默生對時間的詩意觀察，基本上是傳統線性時間觀的體現。和他的前輩壹樣，他把時間定義為壹種外化在主體中的客觀存在，壹種人類無法控制的具有獨立地位的物理時間。但是，如果只把這首詩看作是關於時間的諷喻，顯然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在詩中看到愛默生有意無意透露出的深層含義。人與時間的張力只是這首詩的表層張力，內在的軸心是詩人在自我堅持與失落之間的搖擺與嘆息。歸根結底，這不僅僅是壹個外在的時間問題，更是壹個內在的自身建設問題。愛默生壹方面似乎在描述壹個古老的話題，即時間的不可逆性，另壹方面又以親身經歷切入現代生命哲學的理論範疇。
在詩中，前六行詩不僅在視覺上創造了時間，還塑造了壹個對時間的特征相當清醒的觀察者形象(虛偽與慷慨的矛盾統壹)。這個形象應該是和那個有著“晨願”的“我”是同壹個人，但就是這樣壹個人，在壹天結束的時候被時間鄙視。唯壹的原因是“我”關註了壹些外在的表象(時間贈送禮物、草藥、蘋果的壯觀場景)，從而用“晨願”疏遠了內在的自我或深層的自我(“願”是深層自我的能指)。這種異化在海德格爾那裏是壹種“沈淪”，在柏格森那裏是壹種異化的工賊，但“我”按照柏格森的觀點，自我實現的媒介是“堅持”，這是時間的壹種特殊力量和不可復制的意識。時間的流逝被體驗為壹種動力，促使人們不斷塑造新的個人生活，但它也是壹種反作用力，使個體回歸到最初的自我，退與進成為“這個時間”的統壹體，這就是“堅持”的意義。從這個角度來看，“我”的時間感恰恰意味著堅持，從而促使我保持目標和活動與生活動機(即“晨願”)的壹致，既保持了統壹的自我，又獲得了更多的生命時間，即更多的客觀時間被納入到精神自我的建構中，從而使客觀時間轉化為主觀時間。同時，這種時間感也正是海德格爾所說的“恐懼”。在存在主義的意義上，“恐懼”是壹種時間性的恐懼。這種恐懼和焦慮喚醒主體擺脫沈淪狀態，規劃真正有意義的人生。
對時間流逝的後悔，其實是對害怕失去自我的壹種轉喻。愛默生在1851年間確立了自己超然的領導地位，但對於任何人來說，“消除那些讓自己迷失自我的隱藏和黑暗的東西”是壹個永無止境的過程。時間是自我的基石，也是自我的深淵。在克服了壹次“沈淪”之後，他將面臨壹次新的“沈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