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人生苦短的慨嘆。當時社會動蕩，生活破敗。面對短暫而艱難的人生，建安詩人采取了三種不同的態度:第壹種是簡單的悲嘆，如許幹《思房詩》中的“人生如春草”。二是感嘆歲月短暫，功名未立，但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這方面的典型。第三類是在有生之年努力突破命運的局限，追求更高的人生價值，這在曹操的“雖龜為壽”等詩句中有充分的體現。後兩種思想體現了建安詩人積極向上的人生觀，對後世有誌之士有很大的激勵作用。
第三，強烈的個性表現。建安時代是文學開始自覺的時代，也是詩人創作個性高漲的時代。建安詩人自視甚高，以文采武藝自負。寫詩時，他們拒絕沿襲前人，也不模仿同行，而是試圖另辟蹊徑，表現出自己的獨特風貌，如曹操的詩，直抒胸臆，哀婉悲涼，韻味濃厚；曹丕風度翩翩，風度翩翩，有士氣；曹植詩“字極高，采華懋之言，感雅怨，寫得有格調”。在詩體的運用上，建安詩人也有自己的匠心。曹操的四言詩，壹時獨樹壹幟；曹丕的《葛炎行》被譽為七言之祖；曹植、王燦、劉真、蔡琰以五言詩著稱。鮮明的個性色彩是建安詩歌獨特魅力的象征。
第四，濃厚的悲劇色彩。由於世態炎涼，風勢衰微，民怨四起，建安的詩歌充滿了悲劇色彩。在劉勰的《文心雕龍·樂府》中，他們說“或講壹場酣暢的酒席，或傷其克制，誌不脫蕩，言不離悲。”建安詩人處在時代和個人悲劇的交匯點。他們敢於正視苦難的社會和人生，勉勵自己和他人珍惜時間如金，早日建功立業，贏得不朽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