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明代詩歌的發展非常曲折，呈現出復雜的局面。從明代詩歌在六個時期的演變發展來看，在第壹個時期，雖然明初的壹些詩人已經表現出了仿唐的傾向，雖然基本上能夠“抒胸臆”，但是面對明初的政治形勢，很多詩人開始回避社會現實，發出更多的“拙見，不直諫，直諫，疑”；第二個時期，以楊士奇、楊蓉、楊普為代表的臺閣體詩，粉飾現實，美化美化，充斥著大量應作應贊之作。表面上看起來高雅脫俗，實際內容卻極差；第三期，主流論詩，重贊李白、杜甫，認為“士不先得唐調，不可為杜”；第四個時期是嘉靖、隆慶年間，前七子復古運動中暴露出來的模仿傾向越來越嚴重，復古運動的勢頭更加惡劣；五世萬歷、天啟年間，當時學舌的詩人已經形成詩歌創作的危機，警派上臺反對復古模仿傾向，影響詩壇。但是，詩歌畢竟是需要錘煉的，“胸有成竹出來”的詩歌必然是“近平近俗”的；第六時期詩歌的主要成就表現在政治社團和文學團體的復興，以及幾個俱樂部中的幾個詩人。他們反對當時頗有影響的公安派和竟陵派，強調詩歌反映現實的戰鬥作用，但又不可避免地帶有政治色彩。
由上可見，明代詩歌創作流派眾多，理論主張各異，但這些理論主張並未能挽救正統詩歌的衰落，反而導致了詩歌創作更深層次的危機。明代詩歌在反映現實生活的廣度和深度上不如唐詩宋詞。吳喬《答萬詩》認為，此處雖有八篇選士，雖有“明之名利在今語，整個精神全在今語竭，詩風淪喪”等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詩人創作的指導思想存在偏差。前後七子的模仿，公安派詩歌的膚淺，竟陵派詩歌環境的狹隘，都是詩人無法深刻理解生命重要性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