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嶸在書中批判了當時詩壇堆砌典故、刻意追求氣質的弊端。《詩序》說:“說到吟詠性情，用物的重要性何在？”而堆砌典故，讓詩詞“幾乎抄襲書本。”他還說，沈約等人提出的“四聲八病”的詩律“使文字成了禁忌，傷害了它的美”。但他普遍反對講四聲和格律，有失偏頗。
《詩序》還提出了詩歌觀，即強調賦興結合；內部風力與外部蔡丹共同作用。據此判斷詩人及其作品的風格，他說左思的詩是“諷刺的”；評論曹植的詩，“脊梁極高，言采華茂”，都是準確的。他還註意引用和贊美那些有聲有色、令人驚奇的名句，如謝靈運的詩《名章名句遍地崛起》；論謝朓的詩“奇章美句常為戒”。
這本書展示了某種文學史觀。比如總結五言詩的產生和發展。因為《詩經》主要是四字體，所以有“四字體”的傳統觀點。鐘嶸則認為四言詩“艱澀難懂，意義不大”，而五言詩“是文學用詞的重點，也是許多作品的味道”，這從理論上為五言詩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再比如，他在談到每壹位詩人的風格時，總是指出自己“起源”於某個人，註重前人的影響。有很多精辟的見解，但也有牽強的地方。
鐘嶸強調壹首好詩要有“味”，使人“嘗之者無窮，聞之者動心”，“文盡而意有余”，為後來許多人所接受和發揮，如司空圖、蘇軾乃至王維，成為後世詩歌和散文創作同樣的審美要求。
《詩品》是中國第壹部詩歌理論著作，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有很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