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意識形態的需要，要求詩歌為政治意識形態服務！十七年詩歌開始借助民族古典詩歌和民歌動員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具有民族主義特色。這壹時期詩歌的抒情風格與社會意識形態相壹致，表達了建國後的美好未來，強調詩歌的社會功能，不允許表達個人感情。
詩歌樂觀開朗的風格體現了作家對歷史進步的信心。詩歌的風格是政治性的，樂觀明確，沒有歧義和晦澀。十七年詩歌反映了現實的某種本質，可以用“戰歌”和“頌歌”來概括。詩通常指的是號角、鑼鼓、旗幟等等。
政治抒情詩非常繁榮，風格豪放、明朗、歡快、激進。但十七年詩歌缺乏豐富多彩的詩流，個性化嚴重衰退。民歌體被推崇為新詩的發展方向，詩風畸形。力求歌頌所謂的崇高美和詩歌的社會功能，詩意美內涵貧乏單壹。
詩歌的藝術
蘇錦三先生的例子。文學史對他的冷漠不僅沒有影響他晚年的創作，相反，文學史的輕率裁決證明了他寫作方向的正確性:忠於靈魂而非時代風氣。
在所謂的歷史“轉折點”上，他沒有像其他著名詩人壹樣留下自己的“傑作”，但他是為數不多的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詩人。他的寫作顯然是有效果的，不像很多詩人，當歷史翻開新的壹頁，他們的詩立刻被歷史的書頁關掉，消失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90年代的詩歌，絕不是等同於壹種推陳出新的詩歌審美，而是壹種極其嚴格的藝術標準。這是詩歌創作中的道德問題。
這必然會引出下壹個問題:90年代詩歌寫作的有效性在哪裏？如果不是無懈可擊，那它本身的問題是什麽？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意識形態在詩歌中行使了二元思維的權利。這種思維模式形成了因果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