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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邊塞詩風格成因比較——兼論邊塞詩的風格特征

摘要:唐代邊塞詩雖然經歷了初唐的興起、盛唐的興盛和晚唐的蕭條,但壹以貫之的邊塞詩依然波瀾壯闊、銳意進取。宋代邊塞詩比較謙和內斂。唐宋邊塞詩風格迥異的原因,既有文學發展的影響,也有當時社會政治原因和士人心態的影響。

關鍵詞:邊塞詩風格成因

唐代邊塞詩以其雄偉的氣象、豪邁的氣魄和積極進取的姿態在中國詩歌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其豪邁、壯闊、慷慨、悲涼的特點為唐代詩歌譜寫了壯麗的壹筆。但安史之亂後,諸侯割據,中原繼續混戰。即使到了宋代中原再次統壹,也再也回不到以前的恢弘大氣,宋代邊塞詩也不再有唐代邊塞詩的豪邁壯闊,而是變得平淡理性,感情也變得以陰郁悲涼為主。唐宋邊塞詩這種鮮明的風格差異不僅是文學自身演變的結果,更重要的是政治背景、時代精神和文人心態在邊塞詩中發揮了作用。

壹、盛唐的強音與宋的挽歌

唐宋詩詞在中國詩歌史上綻放了無數的異彩,關於唐宋聲韻的差異和優劣,自古以來就有著不絕於耳的爭論。唐詩猶如曹植詩中的遊俠,馳騁沙場,豪邁灑脫;宋詩更像壹個儒雅的文人,淡定而淡然地觀察著世間萬物。正如錢鐘書先生所言:“其壹生,年輕人的才華發揚光大,所以他是唐式,晚節思想深沈,是宋調。”【1】(p 81)雖然個人喜好不同,但從詩歌的審美角度來看,唐宋詩詞只是對詩歌不同角度的發揚光大,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審美價值。以上論述也可應用於唐宋邊塞詩的評價。雖然唐代邊塞詩多了壹些豪邁壯闊的情懷,但宋代對邊塞詩的冷靜分析,卻是詩歌史上的壹個不小的創新,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具有“詩史”性質的邊塞詩。

唐代邊塞詩是在唐朝創造的空前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土壤中成長起來的。它與生俱來的優越感和自信,在整個唐代的邊塞詩中壹直有所體現。即使到了晚唐,盡管藩鎮割據,中原戰亂,詩人還是在悲傷中寄予希望。不像宋朝在對外戰爭中壹次次戰敗,詩人壹次次傷心絕望。即使是在宋初的鼎盛時期,文人在邊塞詩中也掩飾不住的是對朝廷禦敵不力的無盡憂慮。沒有足夠的勝利來激發宋代士人長久以來的蒼涼之心,所以宋代邊塞詩的整體風格是恬靜沈郁的。

唐朝帝國在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經濟十分繁榮,政治寬松,文化寬容,態度兼收並蓄,博大精深。“唐朝是壹個變革的時代。中國各民族進壹步融合,對外開放,思想高度活躍。整個社會生活呈現出流動和變化的趨勢,給人壹種生機勃勃的感覺。這樣的時代氛圍,必然有助於開闊人們的眼界,豐富人們的生活經驗,激起情感和想象活動的波瀾,從而為藝術和文化的創作開辟豐富的源泉。”[2](P4)而唐代的政治文化環境相對寬松。宋人洪邁把當時的輕松局面形容為“唐人的歌詩,寫的是過去和當時,沒有回避”,[3](P4)字裏行間有很多仰慕之情。在唐代,詩人可以自由發表意見,馳騁想象,自由展示才華。活躍的社會風氣促進了社會各領域的繁榮,形成了壹代又壹代文人艷羨的盛唐風氣。而唐代邊塞詩的慷慨,是建立在盛唐這樣壹種恢弘大氣的基礎上的,其創作自然也受到了時代氛圍的影響,表現出盛唐自我提升、奮發圖強、激烈大氣的壹面。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軍事弱國時代,國力不如唐朝。這在對外戰爭中最為突出。從北宋宋真宗到南宋滅亡的280多年間,盡管宋軍人數眾多——宋軍最高時超過1.4萬——但在與遼、夏、金、蒙的戰爭中均被擊敗,軍事戰鬥力空前。壹方面,官、兵、費冗現象嚴重;另壹方面,宋代崇武抑武的國家政策導致了宋代文官治軍的出現。由於軍事上的弱勢,少數民族不時入侵邊境,統治者為了消除邊境事端,采取了壹系列不恰當的措施,導致宋朝出現了兵多防弱的怪圈。軍事上的弱勢讓宋朝處於被動地位,甚至不惜以朝貢求和為代價。國威難振,內憂外患讓宋代士人始終處於焦慮狀態。反映在邊塞詩中,他們失去了唐代詩人那種強烈的自豪感,轉而對戰爭中的戰敗進行痛苦的分析,他們的議論和推理逐漸占了上風。即使是表現邊塞風光的詩歌,也不像唐代詩人那樣激昂豪邁,詩歌從誇張誇張的風格轉變為平實客觀的敘事。宋人把個人印象藏在邊塞風光下,不再像唐人那樣豪邁地表達自己的印象。然而,看似平靜的敘述背後,卻湧動著報國禦敵之心。比如司馬光的《四塊頭》之壹:“鴻雁至秋,牛羊黃昏未歸。標離水遠,亭離山遠。夕陽握西塞銜,雲煙淡去北關。何時獻榮,鞍甲閑。”不看最後壹句,這首詩似乎是壹首閑適的山水詩。然而,這樣的風景隱含著邊界的煩惱。“標”與“北關”的軍事化意象,讓詩人想悠閑,只好在結尾期待“何時獻其榮,鞍甲將閑”。宋人的沈默內斂可見壹斑。

二、“寧為百夫長,不為秀才”和“萬般皆下品,讀書高”

盛唐詩人李白曾有詩雲:“十步殺壹人,千裏不留行。有所作為,就躲起來,出名。”唐代詩人任俠顯示了他的尚武精神。唐代邊塞詩人使任俠意氣風發,狂放不羈,誌在建功。如王伯昌“慷慨思諸葛亮之功,贈詩看情懷”(《新唐書·王伯傳》);雖然陳子昂“體弱多病”,但他“出類拔萃,風度翩翩,起於名門望族,俠義激憤,至十七八歲,學人之農村,發自肺腑之誌”(《全》卷二壹四),顯示了他的英雄氣質和宏大的政治理想;李白的《十五好劍法》,“雖不足七尺長,心滿”(《荊州隨漢》)足見其誌在遊俠;高適“喜談大局,功成名就,尊義重利,迎難而上,以安為己任”(《舊唐高適傳》)充分顯示了他關心戰爭、深入邊疆、穩定邊疆的誌向和謀略。[4](P4)

時代風氣使得唐代詩人熱衷於投身邊塞建功立業。幕府政策對渴望做官的詩人又是壹大刺激。到了唐朝,邊疆將領可以成立自己的幕府,招徠客人。文人常擔任行軍司馬、副使、判官、公使、掌書記、參謀等職。相對於科舉,他們往往升遷很快。因此,唐代士人具有積極的參軍精神。楊炯《參軍》:“寧為百夫長,不為秀才”,道出了唐代士人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