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時期，由於曹操父子的偏愛和倡導，他們身邊聚集了許多傑出的詩人，如成就最高的“建安七子”王燦。他們壹方面借鑒韓樂府，描寫社會動蕩和民生疾苦，另壹方面謳歌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負，形成了悲愴豪放、蒼勁渾厚、古樸自然的詩風，後世稱之為“建安體”。他們的創作普遍采用五言體，為五言詩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壹方面，建安詩風的形成與“天下大亂，風衰俗怨”的世俗情懷直接相關。他們詩歌中慷慨激昂的感情和英雄氣概，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精神的真實體現；另壹方面，他們詩歌中自然天真的審美趣味與他們豪放不羈的性格不無關系。
《世說新語·傷逝》中有壹則軼事，講的是丕皇帝為大詩人王參送葬。因為王參生前喜歡聽驢叫，文帝就讓部下學驢叫為詩人送行。連當皇帝的曹丕都是這麽輕松隨意。至於“建安教主”曹植，以及曹操父子身邊的文人，也就不難想象了。正是這種桀驁不馴的性格，才“產生了大量想說什麽就說什麽的文章”，體現在詩歌創作中。無論是喜怒哀樂，還是慷慨激昂，詩人的感情都是真摯的，細膩的，自然的。曹操的《短歌行》和曹植的《白馬篇》都可以作為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