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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的體裁有什麽特點?

按體裁產生的時間分,有古體和近體詩(律體)兩種,但在古體中,要區分樂府。這就是法體、古風、樂府體。但元稹也在每壹類中區分了三種反諷:古代反諷、音樂反諷、法律反諷。

從唐人的體裁體系可以看出,有兩個重要的關系:壹是古今的關系,二是詩與樂的關系。應該說,這是唐詩體裁體系中的兩大矛盾,即古體與近體詩(即唐人的近體詩)的矛盾和詩與樂的矛盾。這是唐代詩歌創作中客觀存在的兩大矛盾。比如唐朝重古風和近體的矛盾。如沈嵩重視歷十才的近體,而《詩經》和韓萌學派的詩集則傾向於復古。這種矛盾有時存在於詩人的創作中,如白居易的創作。詩與樂的矛盾不像古今體的矛盾那樣明顯,但它始終存在於唐詩的發展中。首先,唐詩中的古樂府體和歌行體的體裁,要麽來源於漢魏以來樂府歌詞的模擬(如古樂府體),要麽以音樂歌曲為特征(即歌行體),即元稹上述的“流於樂府”或“實樂流”。在這部分詩歌的寫作中,存在著詩體與詩體、詩的功用與歌的功用之間的矛盾。其次是唐詩的壹部分,也是入樂的歌詞。這就導致了唐詩體裁中歌體與詩體的矛盾。但唐詩體裁體系中的兩大矛盾,其實是它的兩大優勢。矛盾產生的張力和活力,使唐詩在新舊體、歌與詩的矛盾中保持平衡,形成詩歌藝術有效發展的張力。

關於唐詩與音樂的關系,學術界已有很多研究。任爾貝的《唐生詩集》[2]對唐詩入樂的情況作了詳細的考證。本書分為兩個部分,第壹部分是對唐代音樂詩情況的考證,通過與樂府、詞的區分,論述了音樂詩的範圍。第二部分對唐詩150多種文體進行了考證。王昆吾的《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研究》[3]是對唐代雜言詩進入唐曲子詞體系之外的考證。最近,葛和德倉出版的《日藏歌舞音樂研究叢書》也有助於進壹步了解唐詩的音樂背景。當然,關於唐詩入樂、入歌、入舞,還有很多問題可以研究。現有的研究成果也需要重新審視。筆者感覺傳統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對詩歌與音樂關系的考證上,未能將唐詩與音樂關系的研究從事實研究延伸到詩歌藝術本身的研究,即通過唐詩與音樂的關系重新認識唐詩的藝術成因。純詩和歌詞是兩種不同的語言藝術。純詩是純文學的,是從音樂中分離出來後作為純語言藝術發展起來的。它遵循語言藝術的發展規律,歌詞也遵循音樂藝術的發展規律。兩者都有各自的藝術優勢。唐詩的體裁中,有些體裁偏向於抒情,比如絕句;還有的更喜歡純詩,比如古風;但在唐代,很難說哪種體裁與音樂無關,也沒有哪種體裁是完全享受的。縱觀唐詩入樂的情況,可以說壹方面各流派保持了純詩流派的獨立性,即唐詩的體裁體系不同於漢樂府,也不同於唐五代北宋的曲子詞,仍然依附於音樂。實質上,唐詩的各種體裁已經從音樂中獨立出來。但它與音樂完全隔絕,不同於宋元明清的古代近體詩。所有唐詩同時保留作為歌詞的預備資格,有可能獲得再次與音樂合作的機會。

就唐詩體裁與音樂的關系而言,音樂並沒有規範詩歌,但詩歌還是有條件與音樂合作的。在這方面,唐詩的藝術優勢是巨大的。可以說,唐詩在作為語言藝術的詩歌和作為音樂的歌曲之間取得了平衡。中古和唐代的五七言詩,源於漢魏樂府。漢魏時期,樂府作為壹種歌的體系而存在,其語言藝術從屬於音樂功能。從魏晉開始,歌與詩分道揚鑣,進而文人詩歌的創作,從中古到唐代,以純詩藝術為主,唐詩不僅是中國古代詩歌在體裁上的繼承和發展,也是中古詩歌的語言藝術,包括詩歌詞匯、意象、詩詞、構圖、句式等因素。因此,唐詩是壹種高度發展的詩歌語言,達到了壹種精致巧妙的純詩藝術的境界。但同時,唐詩還具有壹些抒情的功能。宋體的特點是質樸,抒情性強。與後世的古代現代詩歌相比,唐詩的語言藝術更加自然,又不失表達的自由。單純從語言藝術的運用和技巧來看,唐詩並沒有把語言功能發揮到極致。比如宋代詩歌語言在體、理、幽默等方面的發展,都不是唐詩所準備的。然而,總體而言,唐詩保持了壹種抒情性和音樂性。並沒有使詩歌成為壹門純粹的語言藝術,可以說,詩歌的語言功能與宋的語言功能之間,藝術的精致追求與自然表達之間,存在著壹種平衡。在壹首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語言藝術階段的純詩中,即使是抒情也會落入第二天性,宋詩、清詩往往給人這樣的感覺。壹首好詩,讓我們覺得起審美作用的不是情感成分,而是藝術成分。而唐詩則在意象美、語言美、音樂美、情感美之間起到了平衡的審美作用。

唐詩的另壹個體裁優勢是新舊體裁的結合。這個問題比上壹個復雜多了。唐詩新舊體裁之間存在著對立、矛盾、互動的關系。從矛盾方面看,新舊是相互排斥的。現代與古代詩風的矛盾並非始於唐代,而是出現在南朝後期。自齊梁以來,詩風代代更新。齊梁人讀漢魏晉人的詩,已經覺得其制古。鐘嶸《詩序》批評其當代風氣,說:“曾有輕佻之人,譏笑曹、,說他們是鮑照西帝的主子,謝嶽昭在當下獨樹壹幟。”範雲在《南史列傳》中評價何遜的語言:“妳看壹個秀才,素質過於儒雅,而美貌有害於風俗。可清可濁,可現可現。”更可見,在齊梁之際,現代與古代的制度確實是可分的。當然,當時人們的現代性指的是制度和風格。但這兩者實際上是有聯系的,即制度的新變化直接引起了作風的新變化。永明體出現後,今昔之分直接落實在體裁層面,直接開啟了唐詩古今體分流的先河。

古今之爭主要是關於如何評價性情的問題。最先對性情提出異議的是鐘嶸。在《詩序》中,他對永明的性情論表示不以為然:“以前曹流在文章中是聖人,謝陸是人才。他千百年來刻苦學習,刻苦鉆研,卻沒有聽到宮商與四聲論的爭論。或者說前者不是偶然看到的,為什麽不是!試說,古代有金竹贊詩。所以五音不調就沒有和聲。如‘酒奉高堂’和‘明月照高樓’,則為首韻。所以,三祖之言,文未必行,而韻成唱,這強調的是韻的意義,與世之言不同。今天,它既不是管弦樂,也不是音律。齊國有壹位長者,我說:‘宮商天生兩器,自古詩人不知。但是,嚴仙子是悠揚的音調,其實是大錯特錯。只看葉凡、謝莊,頗有見識。我沒有嘗試過進入知心朋友的理論。“王元是先鋒,謝嶽昭和沈約是弄潮兒。三賢還是妳的兒子,年輕有文化。故士敬景,工精,積精,專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