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夏秋之交，英國壹家很有名的雜誌《季度評論》的編輯威特惠爾·艾爾文收到了博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壹本新書的樣本。艾爾文饒有興致地讀完了這本書，認為它有壹些價值，可是又擔心它的主題過於狹窄，恐怕不足以吸引廣大讀者的目光。他要求達爾文寫壹本有關鴿子的書，“每個人都對鴿子感興趣。”他熱情地建議說。
艾爾文的熱情建議沒有被采納，1859年11月底，《物種起源由自然淘汰的作用而來，或優良的族類在生存競爭中保存》正式出版了，每本定價為15先令。第壹版上市的第壹天就賣出了1250本，自那以後就壹直未曾絕版過，而且由它所引發的爭議，也壹直從未停息過——對於壹個喜歡蚯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要不是出於壹時沖動環遊了世界，終其壹生很可能只是壹個默默無聞的鄉村牧師的人來說，這實在是壹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1809年2月12日生在英格蘭中部偏西壹個寧靜的小市鎮什魯斯伯裏。他的父親是壹位受人尊敬的內科醫師，母親是著名的制陶世家喬西亞·韋茲伍德的女兒，她在達爾文年僅8歲的時候就去世了。
達爾文從小生活條件優越，可是學習成績平平，這使得他喪偶的父親痛苦不已。“妳除了打獵槍、玩狗、捉老鼠，什麽都不掛在心上。妳將丟妳自己和整個家族的臉。”他父親有壹次曾經這樣寫道。凡是回顧查爾斯幼年生活的時候，幾乎總是要引用他父親的這句話。盡管達爾文感興趣的是自然史，可是在父親的堅持下，他還是勉強到愛丁堡大學學醫。然而，他壹見到血就犯暈，壹碰到病人痛苦就神經高度緊張。有壹次，他親眼目睹了壹位小孩的手術，小孩聲嘶力竭的慘狀——那時還未發明麻醉藥——給他的精神造成了永遠也無法抹去的創痛。他試著轉學法律，但很快發現這門學科極其枯燥，實在令他難以忍受。最後，他並不十分順利地從劍橋大學獲得了壹個神學學位。
鄉村牧師的生涯似乎正在前面等著他，就在這時，壹個更具誘惑力的機會不期而然地出現在了他的面前。海軍探測船“貝格爾”號船長羅伯特·菲茨羅伊邀請達爾文壹同去遠航——菲茨羅伊的身份決定了他非得跟有教養的人交往——實際上是作為船長的餐桌夥伴。菲茨羅伊十分古怪，他挑選達爾文是因為他喜歡達爾文的鼻子的形狀。（他認為這是性格堅強的體現。）達爾文並不是菲茨羅伊的首選，但是最終還是得到他的認可，因為他更中意的人選跑掉了。以今天的觀點來看，兩個人最顯著的***同點莫過於他們都非常年輕。在他們出發時，菲茨羅伊年僅23歲，達爾文只有22歲。
菲茨羅伊的主要任務是繪制沿海水域圖，可是他的愛好——實際上是極度的熱情——是要為《聖經》中所描述的上帝創造人的文字尋找實證。達爾文曾經接受過神學訓練，這是菲茨羅伊決定讓他壹同前往的主要原因。可是達爾文後來不但表現出自由主義的觀點，而且並非全心全意地奉行基督教教義，這成了他們之間不斷沖突的根源。
達爾文在“貝格爾”號上從1831年壹直待到1836年。顯而易見，這對於他來說，這既是壹次增長閱歷的大好機會，也是壹次充滿艱辛和困苦的旅行。他和菲茨羅伊船長壹起擠在壹個小艙裏，這很可能不是壹件容易的事，因為菲茨羅伊經常大發脾氣，接著又恨得咬牙切齒，他們經常爭吵不休。達爾文後來回憶說，這種爭吵有時幾乎到了“瘋狂的邊緣”。遠洋航行即使在最好的時候也往往是壹件令人煩悶的事——“貝格爾”號的前任船長就是在孤寂與憂傷中用子彈對準頭顱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的——而菲茨羅伊來自壹個著名的患有抑郁癥的家族。10年前，他的叔叔卡斯爾雷子爵在其擔任英國財政大臣的任期內用刀子割斷了自己的喉嚨。（1885年，菲茨羅伊也以同樣的方式自殺身亡。）即使在情緒穩定的時候，菲茨羅伊也是不可理喻的。他們的遠航剛剛結束，菲茨羅伊就和壹個他愛慕已久的年輕女子結了婚，這使達爾文吃驚不小，因為在他們長達5年的朝夕相處的過程中，菲茨羅伊竟然壹次也沒有表露過他的這種愛慕之情，他甚至連她的名字也從未提到過。
不過，在其他所有方面，“貝格爾”號航行是壹次成功之旅。達爾文在遠洋航行中所鍛煉出來的冒險精神貫穿了他的壹生，而在此期間他所收集的數量眾多的標本足以供他研究壹輩子，並且以此確立了他的聲望。他發現了許多十分珍貴的大型古代化石，其中包括迄今為止最為完好的大地懶屬；在智利，他經歷了壹次險些致命的地震；他還發現了壹種新的海豚（他非常恭敬地將它命名為菲茨羅伊海豚）；他對整個安第斯山脈作了詳盡而有用的地質考察，並且提出了壹種有關珊瑚礁成因的新理論。他在這壹備受世人推崇的理論中提出，珊瑚礁不可能形成於100萬年以內——特別要指出的是，這是他第壹次顯露出他壹貫認為地球上生命的演進過程是極其古老的。1836年，在離開家鄉五年零兩天之後，達爾文重新回到了家鄉。此時他已27歲，從此他再未離開英格蘭。
在遠洋考察期間，達爾文並沒有提出進化論（抑或任何理論）。進化作為壹個概念到19世紀30年代已經存在了幾十年，達爾文的祖父伊拉茲馬斯在壹首水平不高、名為《自然的神殿》的詩中，曾對進化理論發出由衷的贊美，當時達爾文還沒有出生。直到年輕的達爾文回到英格蘭並讀到托馬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認為呈算術級增長的食物供給永遠也滿足不了呈幾何級增長的人口）之後，進化論的觀念才開始在他的心中萌生。他意識到，生命是壹個持續不斷的競爭的過程，自然選擇決定了某些物種繁榮，某些物種衰敗。說得具體壹些，達爾文觀察到，所有的生物都為了爭奪資源而相互競爭，那些天生具有優勢的生物才會繁榮昌盛，並且將這種優勢遺傳給他們的後代。通過這種方式，物種持續不斷地得到了改進。
這似乎是壹種再簡單不過的看法——這確實也是壹個十分簡單的看法，但是它解釋了太多的問題，而達爾文準備將他的壹生奉獻給這種理論。在閱讀《物種起源》時，T.H.赫胥黎曾喊著說：“我怎麽這麽愚蠢，竟然沒有想到這壹點！”從那以後，這種感嘆聲就壹直不絕於耳。
有趣的是，在他的所有著作裏，達爾文並沒有使用“最適應者生存”這個詞（雖然他確實對這個詞由衷地贊賞）。它是1864年由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生物學原理》壹書裏創造的，那是在《物種起源》發表5年以後。達爾文也沒有使用“進化”這個詞（那時這個詞已經用得很廣泛，有極大的誘惑力），而是代之以“後代漸變”。直到《物種起源》第6次印刷的時候，他才開始使用這個詞。尤其重要的是，他的結論也絕不是他在加拉帕戈斯群島期間註意到那裏的效舌鶇的嘴多種多樣，受到了啟發才得出來的。通常的說法是（至少在我們許多人的記憶裏通常是這樣的），當他壹個島壹個島旅行時，達爾文註意到每個島上的效舌鶇都非常適宜利用當地的資源——壹個島上的效舌鶇的嘴又短又堅固，適宜啄開堅果；到了下壹個島嶼，效舌鶇的嘴也許又長又尖，適宜在巖縫中啄玉黍螺——正是這種現象使得他開始想到，也許這些鳥並不是生來就是這樣，而是在某種程度上自己造成了這樣。
事實上，確實是鳥類創造了它們自己，不過註意到這壹點的並不是達爾文。在隨“貝格爾”號遠航時，達爾文是壹個初出校園的學生，不是訓練有素的博物學家，因此他並沒有註意到加拉帕戈斯的鳥類全都屬於同壹類型。是達爾文的朋友——鳥類學家約翰·古爾德意識到，達爾文發現的不過是具有不同本事的效舌鶇。不幸的是，由於沒有經驗，達爾文並沒有註意到這些鳥分別來自加拉帕戈斯群島的哪壹個島嶼。（他在觀察烏龜時犯了同樣的錯誤。）清理這種混亂狀態讓他花費了好多年的時間。
由於類似這樣的種種疏忽，同時也由於需要將“貝格爾”號帶回的成箱成箱的標本加以分門別類，直到1842年，在回到英國之後的第5年，達爾文才最終草擬出他的新理論的雛形。兩年後，他將他的新理論進壹步擴充成230頁的“概要”。接著，他做出了壹件驚人之舉：他將他的筆記扔到壹邊，用了15年的時間忙於別的事情。他成了10個孩子的父親，他花了將近8年的時間撰寫壹部關於藤壺的詳盡的著作。（“我比以往任何人都討厭藤壺。”在這項工作結束以後，他嘆息著說。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得了壹種怪病，經常無精打采，頭暈眼花，“心神不定”，他自己說。他時常感到惡心，心率失調，偏頭痛，極度疲勞，渾身打戰，眼冒金星，呼吸短促，“頭腦變得輕飄飄的”，情緒極度低落，這是不足為怪的。
他得病的原因，至今沒有定論。人們有許多猜測，但最無根據而又最有可能的是他患了壹種熱帶慢性病夏格氏病，他有可能是在南美洲被寄生蟲錐體蟲叮咬而感染這種疾病的。壹種比較符合實際的說法是壹種身心疾病。無論是哪種病，痛苦是不言而喻的。他常常只能連續工作不超過二十分鐘，有時甚至更短。
在他余生的許多時間裏，達爾文嘗試了壹系列越來越絕望的治療方法——洗冷水浴呀、泡醋呀、電療呀，最後壹種害得他不停地遭受小小的電擊。他幾乎成了壹個隱士，很少離開他在肯特的家。搬家以後的第壹個舉措是在書房的窗外立了壹面鏡子，這樣他可以提前發現，必要的話還可以回避來訪之客。
達爾文沒有把他的理論公之於世，因為他太清楚這將會對社會產生怎樣的震撼了。在1844年，在達爾文把手稿鎖進抽屜裏的那壹年，有壹本名為《創造的自然史之殘跡》激起了思想界的勃然大怒，因為它提出人類可能是從比較低等的靈長類動物進化而來的，在此過程中沒有得到創造世界的神靈的幫助。作者事先估計到會掀起軒然大波，便十分小心地將自己的身份隱匿起來。這個秘密保守了40年之久，連他最親近的朋友也不知道。有的人猜測作者可能是達爾文，有的人懷疑是阿爾伯特親王。實際上，作者是壹位成功而又不事張揚的蘇格蘭出版商，他的名字叫羅伯特·錢伯斯，他不願意暴露自己有其實際的以及個人的考慮：他經營的是壹家專門出版《聖經》的著名公司。《殘跡》不僅受到國內外宗教人士的抨擊，也飽受眾多學術界人士的批判。《愛丁堡評論》用了將近整整壹期的篇幅——長達85頁——將它批得體無完膚。連進化論的擁護者T.H.赫胥黎也對這本書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可是他壹點兒也沒有意識到，該書的作者是他的壹位朋友。
達爾文的手稿也許到死也不會發表，可是壹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令他深感吃驚。1858年夏初，達爾文收到了壹個來自遠東的包裹，裏面有壹位名為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的年輕博物學家寫的壹封措辭友好的信，以及他的壹篇名為《變種與原種永遠分離的趨勢》的論文草稿。該文提出了自然選擇的理論，與達爾文未發表的手稿不謀而合，有壹些語句甚至與達爾文的如出壹轍。“我從未見過如此巧合的事情，”達爾文沮喪地說，“即使閱讀了我寫於1842年的手稿，華萊士也給不出比這更加精當的概括。”
華萊士並不像有時候認為的那樣，是不期而然地闖入了達爾文的生活。他們兩個人已經在通信，華萊士還曾不止壹次大度地把他認為有點意思的標本寄給達爾文。在兩人通信的過程中，達爾文曾委婉地告訴華萊士，他早已把物種起源作為自己獨占的研究領域。“到今年夏天，我已經第20年（！）沒有打開過我的第壹部手稿了，裏面論述了物種和變種是怎樣彼此不同的。”早些時候，在給華萊士的信裏，他曾這樣寫道，“我現在正準備出版我的著作。”他接著說，不過實際上他並沒有打算這樣做。
然而，華萊士沒有領會達爾文的意思——無論如何，他當然不可能知道他的理論與達爾文已經研究了20年的學說會幾乎壹致。
達爾文被置於壹種左右為難的境地。如果他搶先發表自己的作品以確保自己的優先權，他就會占了壹位遠在千山萬水之外的無辜的仰慕者的便宜；如果他退讓壹步，就如發揚紳士風度所必須做的那樣，他就會失去他自己獨立研究所得的理論的發現權。華萊士自己也承認，他的理論是靈光壹現的產物；而達爾文的理論則是十幾年仔細研究、周密思考的結果。因此，這是絕對不公正的。
好像是為了增加他的痛苦似的，達爾文那和他同名的小兒子查爾斯感染了猩紅熱，病情極為嚴重。6月28日，病況危急到了頂點，小查爾斯去世了。盡管悲痛之極，達爾文還是抽時間給他的朋友查爾斯·萊爾和約瑟夫·胡克匆匆寫了壹封信，提出願意給華萊士讓路，但說要是這麽做，那就是意味著他所有的工作“都將付諸東流，無論那成果有多大意義”。萊爾和胡克找到了壹種兩全其美的方法。他們將達爾文和華萊士觀點的概要同時提交給林奈學會的壹次會議，當時該學會正在為恢復自己作為科學權威的地位而努力。1858年7月1日，達爾文和華萊士的理論被公之於世。達爾文本人並沒有參加會議。開會的那壹天，他和他的妻子正在安葬他們的小兒子。
達爾文壹華萊士的論文是那天晚上提交的7篇論文中的壹篇——其他6篇文章中，有壹篇是研究安哥拉的植物區系的——列席會議的聽眾大約有30名。即使他們意識到自己正目睹那壹世紀科學領域最激動人心的時刻，他們也沒有表現出來。接下來並沒有討論，在社會上也沒有激起多大反響。達爾文後來高興地註意到，只有壹個人在文章中提到了這兩篇論文，他是都柏林壹位名叫豪夫頓的教授。他的結論是：“在這兩篇文章中，凡是新的內容都是荒謬的，凡是舊的內容都是正確的。”
華萊士當時仍在遠東，過了好久他才知道這壹切，他表現得很平靜，似乎對能夠被列入進化論的發現者之列而感到十分高興。他此後甚至壹直將這個理論稱之為“達爾文主義”。
還有壹個人對達爾文最先發現進化論的資格構成了大得多的威脅，這人名叫帕特裏克·馬修，是蘇格蘭的壹名園藝師。令人吃驚的是，他事實上遠在達爾文開始“貝格爾”號之航的同壹年就提出了自然選擇理論。不幸的是，他是在壹本名為《海軍用木和森林栽培》的書裏提出這些觀點的，不僅達爾文沒有讀到，全世界都沒有註意到。當他看見達爾文被所有人推崇為進化論的發現者，而這壹理論事實上是他最早提出的時候，他馬上采取行動，給《藝園者紀事》寫了壹封信。達爾文毫不猶豫地表示了歉意，不過他同時也聲明說：“我想任何人都不會感到吃驚，無論是我，還是任何別的博物學家，都沒有聽說過馬修先生的觀點，因為他的話講得很簡單，又是出現在壹本關於《海軍用木和森林栽培》的作品的附錄裏。”
華萊士在以後大約50年裏仍然是壹名博物學家和思想家，而且偶爾還幹得不錯，但漸漸對科學失去了興趣，將自己的研究轉向了降魂術以及宇宙中存在別的生命可能性等方面。因此，達爾文主要是因為人家放棄而獨自擁有了進化論的發明權。
達爾文終其壹生都為自己的觀點而感到苦惱。他稱自己是“魔鬼的牧師”，說披露進化論使他覺得就像“招認自己是壹名殺人犯”。除此之外，他還深深地傷害了他虔誠的愛妻。盡管這樣，他還是立即著手將他的手稿擴充成壹本書。壹開始他給這本書取名為《物種起源和自然選擇的多樣性概論》，這個書名過於冗長和含混，出版該書的約翰·莫瑞決定只印500冊。但是在拿到手稿以後，再加上使書名稍具吸引力，莫瑞決定將初版的印數增加到1250冊。
《物種起源》在商業上立刻取得成功，但卻沒有激起多大反響。達爾文的理論面臨兩個很棘手的困難：壹方面，要過很多年以後，它才最終得到開爾文勛爵的承認；另壹方面，化石方面所提供的證據也少得可憐。有壹些善於思考的批評家提出這樣的疑問，達爾文的理論中如此明確地強調的物種的過渡形態在哪裏呢？如果物種是持續不斷地進化的，那麽在化石中壹定存在不少進化過程中的中間形態，但是事實上卻沒有。其實，當時（及以後很多年）已發現的化石表明，壹直到著名的寒武紀大爆發之前，地球上根本沒有任何生命。
而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達爾文卻堅持認為早期的海洋裏壹定存在著豐富多彩的生命形式，只是我們還沒有找到它們而已。這是因為，不論出於何種原因，它們並沒有保存下來。達爾文認為這是惟壹合理的解釋。“這種情形現階段肯定無法解釋清楚，但可以盡量被看做是與現存看法相對立的合理觀點。”他很直率地承認，但是拒絕考慮其他可能性。為了解釋，他推論說——富有創見，卻是不正確的，也許前寒武紀的海水太清澈了，不能沈澱下任何物質，因此也就沒有將化石保存下來。
即使是達爾文最好的朋友，也對他的某些過於武斷的結論感到不安，亞當·塞奇威克是達爾文在劍橋大學的老師，1887年曾帶他到威爾士作地質考察，他說達爾文的書給他的“痛苦多於快樂”。傑出的瑞典古生物學家路易斯·阿加西斯拒絕接受他的觀點，認為它純屬臆想。連萊爾也不勝郁悶地得出結論說：“達爾文走得太遠了。”
T.H.赫胥黎不喜歡達爾文所主張的進化要經歷漫長的地質時間的觀點，因為他是壹個突變論者，也就是說他相信進化是突然而非逐漸發生的。突變論者（這個詞來自拉丁語“跳躍”）無法相信復雜的器官會慢慢地分階段出現。十分之壹的翅膀，或者二分之壹的眼睛，試問這樣的器官究竟有什麽用處？在他們看來，這種器官只有以已經完成的形式出現才有意義。
赫胥黎所主張的這種突變論是十分極端的，有點兒令人吃驚，因為它很容易使人聯想起由英國神學家威廉·佩利於1802年首先提出的壹個極為保守的宗教觀念，這種觀念被稱為“來自設計的論證”。佩利認為，如果妳在地上發現了壹塊懷表，即使妳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的東西，妳也會立刻意識到它是由某個有才幹的人制造的。他相信大自然也是如此，它的復雜性就是精心設計的證明。這種觀念在19世紀影響極大，也令達爾文感到不安。“直到今天，我壹想到眼睛心裏就直打冷戰。”在給朋友的壹封信裏，達爾文這樣寫道。他在《物種起源》中承認，自然選擇能以漸進的方式產生這樣壹種器官，“坦率地說，似乎是個極其荒唐的觀念”。
即便如此，達爾文不僅依然堅持所有的變化都是漸進的，而且幾乎《物種起源》的每次重版，他都要將他所認為的進化過程所需的時間長度增加壹些，這導致了他的支持者的強烈反感，支持他理論的人越來越少。“最後，”根據科學家兼歷史學家傑弗裏·施瓦茲的說法，“達爾文在自然史和地質學家同行那裏僅有的支持也丟失殆盡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達爾文將他的書取名為《物種起源》，可是對物種是怎樣起源的，他卻不能作出解釋。達爾文的理論暗示了壹種使得壹個物種怎樣變得更強、更好或更快——壹句話，更適應——的機制，但卻沒有說明新的物種是怎樣誕生的。蘇格蘭工程師弗萊明·詹金思考了這個問題，指出達爾文的論點中的壹個嚴重缺陷。達爾文認為某壹代物種中出現的（有利的）特性都會傳給下壹代，並從而使該物種更加強健。
詹金指出，上壹代中的（有利的）特性在遺傳給下壹代時，不會在隨後的幾代中占主導地位，而實際上是在混合過程中被沖淡了。如果妳往威士忌中倒進壹杯水，妳不會使威士忌變得更濃，而是將其稀釋了；如果妳再往已稀釋的威士忌中倒進壹杯水，威士忌會變得更淡。同樣，上壹代父母遺傳給下壹代的有利特性在隨後的不斷繁殖中會被逐漸削弱，直到最後完全消失。因此從動態的觀點來看，達爾文的理論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它只能解釋靜態的事物。在進化過程中，特異現象時有發生，但是它們很快就會消失，因為生物體總是傾向於使壹切都回歸於平常。如果自然選擇要起作用的話，就得需要某種尚未發現的替代機制。
達爾文和其他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關於這個問題，遠在1200公裏外的歐洲中部的壹個不起眼的角落，壹個名為格列高利·孟德爾的離群索居的修道士將會提供壹個答案。
孟德爾1822年出生於奧地利帝國的壹個偏僻小鎮（現屬捷克***和國）的壹個貧苦農民家庭。中學課本曾將他描述為壹個單純的鄉下修道士，有比較敏銳的觀察力，他的很多發現很在程度上都帶有偶然的成分——他在修道院的菜園裏種植豌豆的時候發現了壹些很有意思的遺傳特點。事實上，孟德爾是壹個訓練有素的科學家——他曾經在奧爾慕茨哲學研究所和維也納大學攻讀過物理學和數學——他對他所研究的壹切進行了非常科學的整理和歸納。不僅如此，從1843年起，他所供職的修道院成了壹個非常有名的學術中心。修道院有個擁有2萬冊藏書的圖書館，具有嚴謹的科學研究的傳統。
在著手他的實驗之前，孟德爾花了兩年時間培育研究所需的標本。他選擇了七種不同的豌豆，在確保它們繁殖純種之後，他在兩個全職助手的幫助下開始反復種植這些豌豆並將其中的30000株進行雜交。這是壹項極為細致的工作。為了防止意外受粉，他們必須不厭其煩地記錄豌豆種子、豆莢、葉子、莖和花在生長過程中，以及在外表方面極細微的差別。對於他所做的事情的意義，孟德爾知道得很清楚。
他從未用過“基因”這個詞——這個詞1913年才第壹次出現於英國的壹本醫學詞典——雖然發明了“顯性的”和“劣性的”這樣的概念。他的建樹在於他發現每壹顆種子都包含兩個“遺傳因子”或他所謂的“本分”——壹個是優勢的，另壹個是劣勢的，這些因子壹旦相互組合，就會產生可以預期的遺傳形式。
他把這種結果轉換成了精確的數學公式。孟德爾總***用了8年的時間從事這項研究，接著又在花卉、玉米和其他植物上進行了類似的實驗，以檢驗他的結論的正確性。甚至還不如說，孟德爾的研究方法過於科學，以致當他1865年在布爾諾自然史學會的2月和3月月度會議中宣讀他的論文時，大約40個聽眾很有禮貌地聽了他的演講，可是他們顯然無動於衷，即使對他們中的不少人來說，植物的培育實際上是他們極感興趣的壹件事。
孟德爾的報告出版以後，他迫不及待地給瑞士偉大的植物學家卡爾·威廉·馮·耐格裏寄了壹份。從某種意義上說，耐格裏的支持對孟德爾理論的前途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幸的是，耐格裏沒有意識到孟德爾的發現的重要性，他建議孟德爾培育山柳屬科植物。孟德爾按照他所說的去做了，但很快發現山柳屬植物並不具備研究遺傳性所必不可缺的特點。很明顯，耐格裏並未認真閱讀他的論文，甚至可能根本沒有讀。灰心喪氣的孟德爾從此放棄了遺傳性研究，在他的余生中轉而種植良種蔬菜，從事蜜蜂、老鼠、太陽黑子之類別的研究。最後他被推選為修道院院長。
孟德爾的發現並未像有時候被認為的完全被大家疏忽。他的研究成果被光榮地收入《大英百科全書》中——當時是壹部記錄科學思想的著作，其重要性遠遠超過它在今天的地位，並且在德國威廉·奧伯斯·福克所撰寫的壹篇重要論文裏被壹再引用。實際上，由於孟德爾的觀點壹直未曾沈沒在科學思想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當世界具備了接受它們的條件時，它們就很容易地被人們重新發現。
達爾文和孟德爾壹起為20世紀的全部生命科學奠定了基礎，不過他們兩個都沒有意識到這壹點。達爾文發現所有的生物都是相互關聯的，並且它們說到底都“源自壹個***同的祖先”；而孟德爾的工作則從機制上為這壹切是怎麽發生的提供了解釋。他們兩個人本來可以相互幫助。孟德爾擁有壹本德文版的《物種起源》，據說他讀過這本書，因此他壹定意識到他的工作適用於達爾文的理論，但是他似乎並沒有想辦法和達爾文聯系過。而達爾文這壹方呢？人們知道他研究過福克的非常有影響的論文，裏面壹再提到孟德爾的著作，但是他並沒有將它們和自己的研究加以聯系起來。
在壹般人的眼中，人是由猿進化而來的觀點是達爾文學說的重要特點，實際上根本不是，這壹觀點只是在達爾文的學說中順便提了提。即便那樣，大家不需要有太多想像力就能從達爾文的理論中明白關於人類發展的這壹層意思，而這很快就成了人們熱烈討論的壹個話題。
1860年6月30日，星期六，在牛津郡英國科學促進協會的壹次會議上，壹決雌雄的時刻到來了。赫胥黎應《創造的自然史之殘跡》壹書的作者羅伯特·錢伯斯之邀出席了那次會議，不過當時赫胥黎並不知道錢伯斯與那部富有爭議的著作的關系。就像往常壹樣，達爾文並沒有出席。會議是在牛津動物學博物館舉行的。1000余人擠進了會場，還有幾百人無法進入。大家都意識到壹個重大事件即將發生，雖然他們不得不先聆聽紐約大學約翰·威廉·德雷珀長達兩個小時的令人昏昏欲睡的開場白，他演說的題目是《論歐洲的智力發展兼論達爾文先生的觀點》。
最後，牛津教區主教塞繆爾·威爾伯福斯站起來發言。此前壹天晚上，理查德·歐文曾到威爾伯福斯家做客。理查德·歐文是壹位狂熱的反達爾文主義者，他和威爾伯福斯通了個氣（反正大家是這麽認為的）。正像許多引起轟動的事件壹樣，人們對這件事的經過眾說不壹，莫衷壹是。不過最為流行的版本是，衣冠楚楚、儀態威嚴的威爾伯福斯轉向赫胥黎，冷笑著問他是否敢於宣稱他是通過他的祖母或祖父的任何壹方由猿進化而來的。威爾伯福斯本來想說壹句俏皮話，可是卻被曲解為咄咄逼人的挑釁。根據赫胥黎自己說，他轉向他的鄰座悄聲說：“我從上帝那裏接生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