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般認為所謂蔡是指蔡襄（君漠），他的書法取法晉唐，講究古意與法度。其正楷端莊沈著，行書淳淡婉美，草書參用飛白法，謂之“散草”，自成壹體，非常精妙。宏仁宗尤愛其書，曾“制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又“令書溫成後父碑”（《宋史·蔡襄傳》）。蔡襄的書法藝術也為當時文人所重視，黃庭堅曾說：“蘇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傑。”（《山谷文集》）歐陽修說：“君漠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歐陽文忠公集》）蘇武在《東坡題跋》中指出：“獨蔡君謨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為本朝第壹。”既然是“本朝第壹”，既然其書法已可“主盟”，那麽，列於四家應是當之無愧的。然而，明清以來，又有另壹種說法壹認為從四家的排列次序及書風的時代特色來說，“蔡”原本是指蔡京，只是後人厭惡其為人，才以蔡襄取代了他。明書畫鑒賞家張醜在《清河書畫舫》中說：“宋人書例稱蘇、黃、米、蔡者，渭京也。後人惡其為人，乃廳去之而進君漠書耳。君謨在蘇、黃前，不應列元章後，其為京無疑矣。京筆法姿媚，非君漠可比也。”明代孫鍍也說；“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漠，則前後輩倒置……”（《書畫跋跋》）安世鳳《墨林快事》進而替蔡京書名被掩抱不平，說；蔡卞勝於蔡京，蔡京又勝於蔡襄，“今知有禁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清杭世駿《訂訛類編續編》也將“蘇黃米蔡非蔡襄”，作為“人訛”的壹個事例。可見，明清時“蔡京說”曾有很大影響。 平心而論，“蔡京說”的提出確有壹定的道理。蔡京的書法藝術有姿媚豪健、痛快沈著的特點，與保待著較多“古法”的蔡襄相比，蔡京的書法似乎更富有新意，也更能體現宋代“尚意”的書法美學情趣。因而在當時已享有盛譽，朝野上庶學其書者甚多。元陶家儀《書史會要》曾引當時評論者的話說；“其字嚴而不拘，逸而不外規矩，正書如冠劍大人，議於廟堂之上；行書如貴胄公子，意氣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絕占今，鮮有儔匹。”甚能反映蔡京當時在書法藝術上的地位。其二，蔡襄的書法在北宋前期被推為“本朝第壹”，但自北宋中期宋代書法新風貌形成後，人們對蔡襄書法漸有微詞。蘇東坡在《東坡題跋》中，就多次提到“近歲論君漠書者，頗有異論’”，“仆以君漠為當世第壹，而論者或不然”。雖然蘇軾始終堅持蔡襄為第壹的看法，但至少在北宋中後期，人們對蔡襄的評價已不那麽壹致了。其三，從排列次序看，蘇、黃、米三家的排列有明顯的年輩次序，蔡襄是仁宗時人，年輩最高，列於哲宗、徽宗時的米芾之後，確有些疑問。 對此，堅持“蔡襄說”者提出反駁，認為“宋四家”之說，雖然迄今未見於宋人文獻，但南宋遺民、元朝人王存，已明確提出過“四家”之說。他在《跋蔡襄洮河石硯銘》墨跡中稱蔡襄書法“筆力疏縱，自為壹體，當時位置為四家。竊嘗評之，東坡渾灝流轉神色最壯，涪翁瘦硬通神，襄陽縱橫變化，然皆須從放筆為佳。若君漠作，以視拘牽繩尺者，雖亦自縱，而以視三家，則中正不倚矣”。可見王存不僅指出當時有四家之說，而且四家明確無誤是蘇、黃、米、蔡。此外，在書法史上，蔡襄的書法成就以全面著稱，楷、行、草書皆獨樹壹幟，且又有屏棄帖學，振興書風的貢獻，因此，從總體上看，其成就顯然是超過蔡京的。至於排列次序，近人張伯駒曾在《宋四家書》壹文中指出，“按次序應是蔡、蘇、米、黃，普追讀為蘇、黃、米、蔡，以陰陽平上去順日，遂成習慣”。說明這壹排列僅為讀音上的順口而形成，與四大家的年輩高下並無關系。 看來，“蔡京說”並非無稽之談，而“蔡襄說”也有理有據。由於蔡京身為“六賊”之壹，人們從感情上實難接受他，於是人們多傾向於蔡襄說。不過，這壹問題的最後定論，似乎應有待於宋代文獻的確證。 蔡京的字不是寫得也很好嗎 蔡襄，1012年生，1067年逝世，北宋書法家。字君謨，其祖先本光州人，後居興化仙遊（今屬福建），遷莆田。官至端明殿學士，知杭州。謚忠惠。善書，工正、行、草書，也善章草。書學虞世南、顏真卿，並取法晉人。正楷端重沈著，行書溫淳婉媚，草書參用飛白法。與蘇軾、黃庭堅、米芾並稱“宋四家”。《東坡題跋》稱“‘蔡君謨獨步當世’，此為至論。君謨行書第壹，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為小疏也，天資既高，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米芾《海嶽名言》評其書“如少年女子，體態嬌嬈，行步緩慢，多飾鉛華。”傳世墨跡有《謝賜禦書詩》和書劄、詩稿等。碑刻有《萬安橋記》、《晝錦堂記》等。著有《茶錄》、《荔枝譜》，及後人所輯《蔡忠惠公集》等。《謝賜禦書詩》，亦稱《自書謝表並詩》、《進詩帖》，是蔡襄所書的楷書墨跡。帖內所記的內容大致是皇上欽賜蔡襄“君謨”二字，蔡襄感激萬分，作詩以進獻皇帝表示謝恩。紙本，楷書，壹軸表文，並書古詩壹首。凡38行，每行字數不壹，***320字。縱24.8厘米，橫107.9厘米。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式古堂書畫匯考》、《墨緣匯觀》著錄。此帖的楷書是蔡襄的精心之作。由於他天資極高，博學精鑒，為人正直，壹絲不茍，因此楷法正謹，筆筆精心，處處精麗，力追平和蘊藉的風格。明顧復《平生壯觀》：“白紙正書，無板實之恨，容夷婉暢。此公第壹楷書也。” 蔡襄的書法，是與蘇軾、黃庭堅、米芾列在壹起的“四大家”之壹。元朝人王芒《跋蔡襄氵兆河石硯銘》，比較四家之長，對蔡襄書法評價頗高。“筆力疏縱，自為壹體，當時位置為四家。竊嘗評之，東越渾灝流傳神色最壯，涪翁瘦硬通神，襄陽縱橫變化，然皆須從筆佳。
若君謨作，以視拘牽繩尺者，雖亦自以，而以視之家，則中正不倚矣”。
蔡襄(1012——1007)，字君謨，福建興化仙遊人，曾為西京留守推官。累官知諫院、直史館、兼修起居住，曾和端明殿學士移守杭州。 在宋四大家中，蔡襄年齡最大，資歷最老，因而深受同時代人贊譽和尊重。《宋史·蔡襄傳》說：“襄工於書，為當時第壹，仁宗尤愛之，制《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四大家中的蘇軾，認為“蔡君謨為近世第壹”，“獨蔡君謨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乎相應，變態無窮，遂為本朝第壹”。(《豫章黃先生文集》卷廾九。)黃庭堅也認為“蘇子美、蔡君謨皆翰墨之豪傑也”。 蔡襄真、行、草、隸皆能入妙品。但諸種書體中其水平還是有層次的，後人評價他的書法“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隸小劣，又嘗出意作飛白，自雲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為過”。(《東坡題坡》卷四。)他的書法，謹守晉唐法度，有古意，講功力，宋微宗說他“包藏法度，停蓄鋒銳，宋之魯公也”。(《衍行》。)元人虞庥更認為他是宋代能守古法的最後壹人：“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道園集古錄》。) 蔡襄的行書變化多端，他的行書作品《自書詩》十壹首。字體徑寸，姿態翩翮。始則行中帶楷，繼則變為行草，最後揮灑自如，成了小草，整卷雖有變化，但風格卻是渾然天成，瀟灑俊美，風神妍媚，頗具《蘭亭》之風。 蔡襄的草書受唐朝虞世南影響很深，結體清勁秀長。作品《入春帖》，用筆抑揚頓挫，流暢圓轉，有翔龍舞鳳之勢。 楷書方面，蔡襄大、中、小楷皆備。他的大楷受顏真卿柳公權等影響較深，字體端莊遒勁，宏壯雄偉。《晝錦堂記》是由歐陽修撰文，蔡襄書的楷書碑刻，此碑字體方整古雅，用筆遒勁，其法出入於顏、柳之間。宋人董說“蔡君謨妙得古人書法，其書《晝錦堂記》，每字作壹紙，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成碑型，時謂‘百衲碑本，故宜勝人也”。宋代書法家壹般不長於大楷碑板，而蔡襄卻獨擅於此，故難能可貴，《晝錦堂記》也成為宋碑之翹楚。另壹作品《萬安橋記》也是大字碑刻，每字徑五寸，字體恢宏壯闊，氣勢磅礴開宕。蔡襄的中楷作品《謝賜禦書詩》，法度嚴密，不激不厲，神采端嚴，其用筆穩健凝重，確有晉唐遺韻。明代著名書法家董其昌評價說：“蔡君謨此詩學韓昌黎《石鼓歌》，書學歐陽率更《化度寺碑》及徐季海《三藏和尚碑》，古人書法無壹筆無來處，不獨君謨也”。小楷是蔡襄用力最深，也最為得意的書體，其代表作《茶錄》為平生最為得意之書作。據《甫田集·龍茶錄考》說，其文始作於皇之年，治平元年定正重書，因此在明時傳有數本。歐陽修評說此書：“善為書者以真楷為難，而真楷又以小字為難，……君謨小字新出而傳者二，《集古錄目序》橫逸飄發，而《茶錄》勁實端嚴 ，為體雖殊，而各極其妙，蓋學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後人對這件作品也給予極高評價，認為很有晉唐人風規：意境類王羲之《樂毅論》、《黃庭經》、虞世南《破邪論》，結體似顏真卿，可與小字《麻姑山仙壇記》並傳千古。
由此可知，蔡襄書法謹守晉唐法度，古風獨存，卓為大家。但不足之處也較明顯，這就是太過拘於成法，很少創新，缺乏個性。在宋四大家中，盡管資歷最老，也很受蘇、黃、米諸家推崇，但總體上缺少是其他三家端莊、雅致清新和具有獨創性的藝術魅力。不過，蔡襄作為宋代前期的書法家代表，遠承晉風，近接唐緒，振宋初書法衰頹之風，啟兩宋書法豪邁清峻之潮，其在宋代書法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