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是壹個歷史的文化的範疇,作為壹個社會階層，它是在人類發展的壹定歷史階段和壹定的文化條件下產生的。在不同歷史時期和文化背景下，人們對知識分子的理解和界說頗為不同。在我國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和政治語境中，知識分子又是中國***產黨的特殊政策的對象，其中的黨外人士還是統壹戰線工作的對象，除了壹般理論上的界說外，還有特定的操作性界定。
目前，國內學術界壹般認為，知識分子是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創造、積累、傳播、管理及應用科學文化知識為職業的腦力勞動者，分布在科學研究、教育、工程技術、文化藝術、醫療衛生等領域，是國內通稱“中等收入階層”的主體。知識分子作為壹個政治性的概念和壹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將長期存在，最終將隨著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以及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差別的消失而消失。
19 世紀末至20 世紀初，由於受西學影響，朦朧地把知識分子與知識階層區別開來，如稱知識分子為“學界分子”，稱知識階層為“知識界”等。直至 1921 年中國***產黨成立，在《中國***產黨章程》上才正式用“知識分子”，和“知識階層” 兩詞。1933 年中國***產黨在革命根據地的中央工農民主政府明確規定知識分子是壹個社會階層，屬於“腦力勞動者”。
（1）知識分子是中國社會中四大勞動者之壹：工人、農民、士兵、知識分子，即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專業技術勞動者。如：教師、醫生、工程師和科學家都是典型的知識分子。
（2）知識分子是古代讀書人，或古代“士”的現代延續。古代讀書人的抱負是要以天下為己任，為國（帝）分憂，為民請願，並且皇帝也確實會禮遇和尊重他們。從這個角度，現代中國社會已無知識分子。
（3）現代社會仍然有喜歡以知識分子自居的人，或以知識分子為敬語的習慣，壹般指學歷較高、讀書較多的人。
（4）知識分子的蔑視名稱是臭老九，反映在元朝、文革及以後時期知識分子政治和經濟地位的低下。
（5）黨外知識分子，是指在同時代社會勞動者中具有較高程度文化專業知識，並以創造、積累、傳播文化專業知識為專門職業的腦力勞動者。知識分子是壹個歷史範疇，它是社會分工和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的不普及而在特定歷史階段形成的壹個社會腦力勞動者階層。
關於知識分子的定義，國外的主流看法是：受過專門訓練，掌握專門知識，以知識為謀生手段，以腦力勞動為職業，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的群體，是國外通稱“中產階級”的主體。
不少中國學者認為“知識分子”這個詞是西文的譯語。臺灣大學社會系的葉啟政教授對此有比較詳盡的討論。按照葉啟政的看法，“知識分子”這個概念來自西方。歐洲有關知識分子的概念有兩個，就現行較常用的英文來說，壹個是intelligentsia, 另壹個是intellectual。這兩個詞分屬東歐和西歐，含有不同的歷史意義。intelligentsia來自俄國，1860年由作家波波裏金（Boborykin）提出，專指19世紀30到40年代把德國哲學引進俄國的壹小圈人物。當時的沙皇俄國相當落後，留學生帶回西歐社會思想及生活方式，不滿當時俄國的狀況，或者滿懷烏托邦的理想高談闊論並模仿西歐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或者著手實際的社會改革，他們當中後來產生出不同的思想群體，如民粹主義、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新康德主義等。另有學者認為，intelligentsia這個詞源於波蘭，1844年即由李貝爾特（Karol Libelt）使用。當時的波蘭有壹個文化上同質性很高的社會階層，他們的心理特征、生活方式、社會地位、價值體系都獨具特色。這個階層是擁有土地的城市貴族，與正在興起的中產階級有別，為了維持其獨具特色的生活方式，設立了壹套自己的教育體系。在此體系中，學生學習各方面的知識，突出培養強烈的領導意識與社會責任。由此環境培養出來的人非常重視自己的學歷並以此為榮。後來這種貴族式的精神為波蘭受高等教育的人所繼承，他們勇於批判社會，以國家大事為己任。當波蘭被列強分割時，這批人成為救國和反抗統治者的主要力量。因此，從intelligentsia這個詞的歷史含義來看，知識分子是壹群受過相當教育、對現狀持批判態度和反抗精神的人，他們在社會中形成壹個獨特的階層。這個階層及其傳統特性在十月革命後已經逐步瓦解消失。蘇聯時代以及在十月革命影響下先後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把知識分子定義為從事腦力勞動的專業人才，不再指具有強烈社會意識及批判態度的特殊階層。西歐“知識分子”壹詞的來源與東歐不同。Intellectual來自法國，起源於1898年的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 Affair）。左拉在1898年1月13日以《我控訴！》為題給總統寫了壹封公開信，呼籲重審德雷福斯被誣案。第二天，這封公開信在《曙光》報上刊出，主編克雷孟梭用“知識分子宣言”（Manifeste des intellectuels）幾個字來形容它。此後，只要壹提intellectuels，人們就理解為主張或同情為德雷弗斯平反的作家、教授、新聞記者們，他們對時政和時局多所指陳訾議，是政治上激進色彩很濃的人。因此，法文中的intellectuels專指壹群在科學或學術上傑出的作家、教授及藝術家，他們批判政治，成為當時社會意識的中心。這種傳統淵源於法國大革命後壹批受過教育的人。他們反抗當時社會既有的標準及措施，談論、鼓吹實證哲學，具有相當濃厚的革命氣息。這些人大都不在學術界，而是長年逗留在咖啡館中高談闊論，帶有波西米亞聖徒（Messianic Bohemians）式的精神，以天下為己任。就此傳統來看，intellectual沒有社會階層的含義，而註重個人心態及其在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由於這兩個詞的歷史含義有所不同，因而在現代英語中通常intellectual泛指“知識分子”，而intelligentsia則專指“知識階層”。
在中國古代，與近代西方“知識分子”涵義相近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士”在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占據著中心位置，位居士、農、工、商“四民之首”。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的說法，道出了“士”的政治和社會文化功能。中國歷史上，自秦漢以降，在比較安定的時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維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較黑暗或混亂的時期，“士”也往往負起政治批評或社會批評的任務。通過漢代的鄉舉裏選和隋唐以降的科舉制度，“士”可以通過考試進入官僚集團，即所謂“學而優則仕”，整個官僚系統大體上是由“士”來操縱的。通過宗族、學校、鄉約、會館等社會組織，“士”成為民間社會的領導階層。因此，在壹般社會心理中，“士”是“讀書明理”的人；他們所受的道德和知識訓練（以儒家經典為主）使他們成為唯壹有資格治理國家和領導社會的人選。
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指出：中國知識分子來自壹個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源頭。從孔子開始，知識分子就以“道”自任，而這個“道”是中國所特有的。先秦三大學派——儒、墨、道——盡管各道其所道，但他們在代表“道”說話這壹點上卻並無例外。西方近代知識分子基本上是脫離中古宗教的“俗世”（Secular）人物。他們盡管多少都有宗教背景，但是他們批評社會則不必根據宗教信仰或神學理論。相反地，他們的憑藉往往只是個人的“理性”或“知識良心”。另壹方面，西方中古的“道”寄托在基督教。這是上帝所啟示的“道”；其代理人是教會僧侶與神學家——和世俗政治權威並立的精神權威。因此，近代西方知識分子不肯自承源於這個宗教傳統，因為他們已不復遵守“凱撒之事歸之凱撒，上帝之事歸之上帝”的原則，他們要管的正是凱撒的事。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直接承三代的傳統而起。春秋戰國是壹個“禮崩樂壞”的時代；禮樂已不再出自天子，而出自諸侯，故孔子斥之為“天下無道”。統治階級既不能承擔“道”，“道”的擔子便落到了真正了解“禮意”的“士”的身上。在這個意義上，孔子可以說是中國史上最先出現的第壹位知識分子。孔子以前的“士”只是古代貴族社會中的壹個固定階層，孔子以後，士的處境開始變化。孔子首先便對“士”重新加以界說。他說：“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裏仁”）又說：“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同上“憲問”）這種新的“士”就是我們所說的知識分子的原型。上古的“道”具有宗教性（“天道”）的成分，這個傳統到了孔子手中卻並沒有走上“天道”的方向而轉入了“人道”的領域。孔子以後，百家競起，雖所持之“道”不同，但大都以政治社會秩序的重建為最後歸宿。所以，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受到他們所承繼的文化傳統的規定：就要管凱撒的事這壹點來說，接近西方近代的知識分子；但是就代表“道”而言，則又接近西方中古的僧侶和神學家。
中國近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是鴉片戰爭後，在西方文明的影響下，伴隨著廢科舉、興新學而出現的，是在中國從封建社會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過程中，從封建士大夫中脫胎而來的。他們或傳播新思想、新知識，或從事近代學術研究，或創辦近代企業，或致力於現代化建設。嚴復，梁啟超，張謇，詹天佑等人可以算作中國第壹代知識分子的代表。今天我們在使用“知識分子”這個詞時，它的涵義早已遠遠超出中國古代的“士”，與西方的用法也不完全相同，通常是指受過壹定程度的專門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從事專業技術工作並具有相應職稱的腦力勞動者。
大體說來，在現代西方語境中，知識分子有三個基本特征：第壹，受過專門訓練，掌握專門知識，懂得使用象征符號來解釋宇宙人生；第二，以知識為謀生手段，以腦力勞動為職業，形成壹個與社會中其他階級不充分整合的、不依附於現存體制的、“自由飄遊”的、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第三，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對時政采取批判態度，對現狀往往不滿。
大致上講，中國古代的“士”與西方近代知識分子有二點基本差異：第壹，中國的“士”不象西方知識分子那樣追求知識，而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註重倫理道德，追求以內化的道德力量來約束自己、塑造自己的人格，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之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王者師”，以儒學教化天下。第二，西方近代知識分子資本主義的產物，他們以“市民社會”為其生存環境，可以依靠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在民間立足，從事自由職業，獨立謀生，在這種環境中相對自由漂遊，與現存占支配地位的體制及統治階級沒有多少內在的必然聯系；中國古代的“士”則制度性地依附於、服務於現存體制，他們既是現存體制的產物又造就並維護了現存體制，並且只有作為統治階級的壹員或者後備軍才有存在的價值，“學而優則仕”正是這種依附性的典型表征。盡管中國的“士”也講求“弘毅”，講求“以天下為己任”，但只是當處於順境時，才表現出儒家的積極進取精神，壹旦處於逆境，則轉向老莊，退隱田園，即所謂“儒道互補”。
根據知識分子的基本特征，典型的的知識分子可包含哲學家、科學家、作家、藝術家、音樂家等等。在這裏，知識分子並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腦力勞動者，而是指腦力勞動者中關心人類文化價值、具有社會責任意識的那部分人，大體上相當於“思想家”。如果壹個傑出的科學家竭其壹生，不辭辛勞的發明了原子彈，為人類文化添加了重要的內容，但是他卻沒有在發明過程中，探究原子彈可能帶來的後果，那麽，這樣的科學家是創造者，但不屬於典型的知識分子。由於社會分工，人們的社會功能日益細化，使得人與社會的關系趨向以單純的職業關系為核心，科技的發展帶來了職業的專業化。我們有的是學有所長的專家，他們可以為社會大眾帶來更便利的生活方式、更豐盛的物質生活，但他們對社會的認識可能是淺薄的，對生命的了解可能是單純的；他們關心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才幹發揮在專業上，往往忽視了他們所創造出來的文化內容。因此，壹個科學家或學者不壹定就是知識分子，除非他關註事關社會乃至整個人類的大問題（如戰爭、貧窮、可持續發展等）；壹個小說家或電影導演也不壹定就是知識分子，除非他寫作、導演的東西不純為感官娛樂而或明或暗地觸及到較為廣泛深入的社會問題。與此相關，知識分子有壹個被認為是基本界說的特殊涵義，即知識分子是壹個關心他個人身處的社會及時代的批判者與代言人。
現實社會中，這種典型的知識分子畢竟只是極少數，通常我們所說的知識分子並不是指這種理想化的知識分子形象。在現代漢語中，通常把知識分子解釋為“有壹定文化科學知識的腦力勞動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藝工作者、教師、醫生等”。 照羅森塔爾和尤金主編的《簡明哲學辭典》“知識分子”條目，知識分子是“由腦力勞動者所構成的社會階層。”“工程師、技師及其他技術人員的代表、醫生、律師、藝術工作者、教師、科學工作者和大部分職員都屬於這壹社會階層。”在具體操作中，我國長期以來是把具有中專以上學歷並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劃定為知識分子。在有關知識分子的實際工作中，各部門使用的概念不壹樣，組織部稱“科技幹部”，人事部稱“人才”。各部門對概念的界定也往往根據自己的工作範圍確定，例如統戰部就把自己知識分子工作的對象界定為有代表性、有影響的黨外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