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園林與中國詩文
中國園林，名之為“文人園”。它是饒有書卷氣的園林藝術。北京香山飯店，是貝聿銘先生的匠心。 因為建築與園林結合得好，人們稱之為有“書卷氣的高雅建築”，首先譽之為“雅潔明凈，得清新之致”，兩者意思是相同的。
足證歷代談中國園林總離不了中國詩文。而畫呢？也是以南宗的文人畫為藍本。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歸根到底脫不開詩文壹事。這就是中國造園的主導思想。
南北朝以後，士大夫寄情山水，嘯傲煙霞，避囂煩，寄情賞，既見之於行動，又出之以詩文。園林之築，應時而生。續以隋唐、兩宋、元、直至明清，皆壹脈相承。白居易之築堂廬山，名文傳誦。李格非之記洛陽名園，華藻吐納。
故園之築出於文思。園之存，賴文以傳。相輔相成，互為促進，園實文，文實園，兩者無二致也。造園看主人。即園林水平高低，反映了園主之文化水平。自來文人畫家頗多名園，因立意構思出於詩文。
除了園主本身之外，造園必有清客。所謂清客，其類不壹，有文人、畫家、笛師、曲師、山師等等。他們相互討論，相機獻謀，為主人***商造園。不但如此，在建成以後，文酒之會，暢聚名流，賦詩品園，還有所拆改。
明末張南垣，為王時敏造“樂郊園”，改作者再四。於此可得名園之成，非成於壹次也。尤其在晚明更為突出。壹般是指士大夫思想，而士大夫可說皆為文人，敏詩善文，擅畫能歌，其所造園無不出之同壹意識，以雅為其主要表現手法了。
園寓詩文，復再藻飾，有額有聯，配以園記題詠，園與詩文合二為壹。所以每當人進入中國園林，便有詩情畫意之感。如果遊者文化修養高，必然能吟出幾句好詩來，畫家也能畫上幾筆明清逸之筆的園景來。
湯顯祖所為《牡丹亭》而“遊園”、“拾畫”諸折，不僅是戲曲，而且是園林文學，又是教人怎樣領會中國園林的精神實質。
“遍青山啼紅了杜鵑，那荼靡外煙絲醉軟”，“朝日暮卷，雲霞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船”。其興遊移情之處真曲盡其妙。是情鐘於園，而園必寫情也， 文以情生，園固相同也。
清代錢泳在《覆園叢話》中說：“造園如作詩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後呼應。最忌堆砌，最忌錯雜，方稱佳構。”壹言道破，造園與作詩文無異，從詩文中可悟造園法，而園林又能興遊以成詩文。詩文與造園同樣要通過構思，這其中還是要能表達意境。
中國美學，首重意境，同壹意境可以不同形式之藝術手法出之。詩有詩境，詞有詞境，曲有曲境，畫有畫境，音樂有音樂境，而造園之高明者，運文學繪畫音樂諸境。能以山水花木，池館亭臺組合出之。
人臨其境，有詩有畫，各臻其妙。故“雖由人作，宛自天開”。中國園林，能在世界上獨樹壹幟者，實以詩文造園也。
詩文言空靈，造園忌堆砌。故“葉上初陽幹宿雨，水面清圓風荷舉”。言園景虛勝實，論文學亦極盡空靈。中國園林能於有形之景興無限之情，反過來又生不盡之景，恍籌交錯，迷離難分，情景交融的中國造園手法。
《文心雕龍》所謂“為情而造文”，我說為情而造景。情能生文，亦能生景．其源壹也。詩文興情以造園。園成則必有書齋、吟館，名為園林，實作讀書吟賞揮毫之所。故蘇州網師園有看松讀畫軒，留園有汲古得綆處，紹興有青藤書屋等。此有名可徵者。
還有額雖未名，但實際功能與有額者相同。所以園林雅集文酒之會，成為中國遊園的壹種特殊方式。歷史上的清代北京怡園與南京隨園的雅集盛況後人傳為佳話，留下了不少名篇。
讀晚明文學小品，宛如遊園。而且有許多文字真不啻造園法也。這些文人往往家有名園，或參予園事，所以從明中葉後直到清初，在這段時間中，文人園可說是最發達，水平也高，名家輩出
計成《園冶》，總結反映了這時期的造園思想與造園法，而文則以典雅駢驪出之。我懷疑其書必經文人潤色過，所以非僅僅匠家之書。
繼起者李漁《壹家言·居室器·玩部》，亦典雅行文。李本文學戲曲家也。文震亨《長物誌》更不用說了，文家是以書畫詩文傳世的，且家有名園，蘇州藝圃至今猶存。至於園林記必出文人之手，抒景繪情，增色泉石。而園中匾額起點景作用，幾盡人皆知的了。
中國園林必置顧曲之處，臨水池館則為其地。蘇州拙政園卅六鴛鴦館、網師園濯纓水閣盡人皆知者。當時俞振飛先生與其尊人粟廬老人客張氏補園，(補園為今拙政園西部)，與吳中曲友顧曲於此，小演於此，曲與園境合而情契，故俞先生之戲具書卷氣，其功力實得之文學與園林深也。
其尊人墨跡屬題於我，知我解意也。造園言“得體”，此二字得假借於文學。文貴有體，園亦如是。“得體”二字，行文與構園消息相通。
因此曾以宋詞喻蘇州諸園：網師園如晏小山詞，清新不落套；留園如吳夢窗詞，七層樓臺，拆下不成片段；而拙政園中部，空靈處如閑雲野鶴去來無蹤，則姜白石之流了；滄浪亭有若宋詩；恰園仿佛清詞，皆能從其境界中揣摩得之。
設造園者無詩文基礎，則人之靈感又自何來。文體不能混雜，詩詞歌賦各據不同情感而成之，決不能以小令引慢為 長歌。
何種感情，何種內容，成何種文體，皆有其獨立 性。故郊園、市園、平地園、小麓園，各有其體。亭臺樓閣，安排布局，皆須恰如其份。能做到這壹點，起碼如做文章壹樣，不譏為“不成體統”了。
擴展資料：
詩詞是中文獨有的壹種文體，有特殊的格式及韻律。詩按音律分，可分為古體詩和近體詩兩類。古體詩和近體詩是唐代形成的概念，是從詩的音律角度來劃分的。
按內容可分為敘事詩、抒情詩、送別詩、邊塞詩、山水田園詩、懷古詩（詠史詩）、悼亡詩，詠物詩，軍旅詩等。古體詩有《詩經》《楚辭》《樂府》《漢賦》《南北朝民歌》等。近體詩壹般是絕句，律詩，排律（長律）。
文學風格
從文學風貌論，七古的典型風格是端正渾厚、莊重典雅，歌行的典型風格則是宛轉流動、縱橫多姿。《文章辨體序說》認為“七言古詩貴乎句語渾雄，格調蒼古”，又說“放情長言曰歌”、“體如行書曰行”，二者風調互異。
《詩藪》論七古亦雲：“古詩窘於格調，近體束於聲律，惟歌行大小短長，錯綜闔辟，素無定體，故極能發人才思。李、杜之才，不盡於古詩而盡於歌行。”則在七古、七律之外，因其風格的差異視七言歌行別為壹體。
《昭昧詹言》說“七言古之妙，樸、拙、瑣、曲、硬、淡，缺壹不可。總歸於壹字曰“老”，又說“凡歌行，要曼不要警”。
“曼”即情辭搖曳、流動不居；“警”即義理端莊、文辭老練。這些評論，都揭示了七言古詩與歌行在美感風格方面的不同。盡管在具體的詩歌創作中，以七古的筆法寫歌行、以歌行的筆法寫七古，壹度成為時尚，然而在總體上仍不難看出二者之間的差異。
舉例來說，杜甫《寄韓諫議註》、盧仝《月蝕詩》、韓愈《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李商隱《韓碑》等，只能是七言古詩；而王維《桃源行》、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白居易《長恨歌》、韋莊《秦婦吟》只能是七言歌行。
百度百科-古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