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寫：《難忘的啟蒙》！快

我時常懷著深深的感激之情，紀念著我的啟蒙老師們。是他們，在我童稚的心靈裏播下美好的種子，教導我：要愛祖國，要勤勉，要做壹個正直、誠實的人。幾十年過去了，老師們的話仿佛還在我的耳邊回響。　我的啟蒙學堂叫竺西小學，它坐落在江南小鎮——宜興周鐵橋的北街外。我還依稀記得那狹窄的天井，晦暗的教室，和沒有座位、只有壹個石砌的小“舞臺”的禮堂……記得在這個禮堂裏我們有過的永生難忘的集會。　那大概是1942年，淪陷時期的艱難歲月，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老師們曾組織全校的學生在這裏舉行過多次的抗日講演比賽。我也登過臺。講演稿是級任老師馮先生寫的，記得裏面有“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這樣的話。　學校離北街外營橋邊的日本兵炮樓很近，只二百來米。比賽時，專門有人在校門口放哨，見到日本兵或翻譯官經過，就跑進來報告，講演隨即暫時停止，大家壹起唱歌。　那時我還小，不大懂得這件事可能帶來的後果。後來，當我知道日本侵略者是怎樣殘忍地虐殺中國的愛國者的時候，我對於老師們的勇敢，不能不從心底裏感到無限的敬佩。　馮先生教國語，也教音樂。她愛穿青竹布的旗袍，有時套壹件黑色的馬甲，挺精神。小學的校歌就是她教的。校歌的詞和調都很美。開頭的幾句是：“竺山屏於東，湖水環流永無窮。莘莘學子樂融融。術學不尚虛榮，為的是經世致用。……”大概是為了讓學生真正學得“經世致用”的本事吧，老師們對我們的要求是很嚴格的，嚴格到有點近乎嚴厲。那時還沒有廢止體罰，弄不好，老師會用戒尺打妳的手心。　我虛歲六歲就上學了，年紀小，上課時總很規矩地坐在前排，老師們都是蠻喜歡我的。他們無疑說過不少表揚我的話，只是這些我已經無從記憶了；可我還是免不了受到批評乃至懲戒，這方面的情景我倒是至今未曾忘卻。　在班上，作文和寫大字算是我的“強項”了，然而就是在這兩門課上，我也受到過申斥。有壹次作文，題目是記秋遊。在文章的開頭，我說：星期天的早晨，我和幾個同學在西街外的草場上玩，忽然聞得壹陣桂花香，我們就壹起到棠下村摘桂花去了。陳先生閱後在末尾批了“嗅覺特長”四個字。我不明白這批語的涵義，就去問。先生板著面孔對我說：棠下離這兒有三裏路，那裏的桂花香妳們也聞得見，難道是長著狗鼻子嗎？這話有點刺傷我，不過我還是感到羞愧，因為我確實沒有聞到桂花香，開頭那幾句是憑想象編造出來的。有壹次上大字課，老師在發本子時把我叫到講臺前，嚴肅地對我說：妳這次的成績是丙，丙就是及格了，可對妳來說，這是不及格，因為妳本該得甲的。以後再這樣，就要打手心了。當著全班的面這樣說我，我感到有點難堪，不過我在心裏還是服氣的，因為那節大字課的前半堂我盡和臨座的同學說悄悄話了，字確實寫得很不盡心。　在我的印象裏，只有對壹門課，老師們的態度特別寬容，那就是翻譯官上的日語。即使逃課，老師們也是不管的。而從這種寬嚴之間，我們這些小學生似乎也領悟到了老師們沒有明說的某種道理。　抗戰勝利那年，我小學畢業。祖父母相繼去世了，父親還在大後方，我於是隨姑母去上海就讀。上海的私立中學英文程度很高，初壹就讀開明書局的《活用英語》第五冊。家鄉的小學不上英語課，我自然跟不上班了。本來，壹個鄉下孩子在當時的上海，就是容易被人看不起的，更何況有的功課還不行！第二年父親從大後方歸來，我就轉學到了宜興和橋的彭城中學，並在那裏做了住校生。父親是個詩人，生活在自己的天地裏，很少關心孩子。是彭城中學的薛順乾先生給了我從未享有過的父愛。記得先生是江陰人，瘦高的個子，愛穿壹件灰色長褂，還戴著壹副黑邊眼鏡。上夜自習時，他喜歡看我寫作業；監考時，他總長時間地站在身後看我答卷子；他還經常把我帶回他自己的宿舍，關心我的冷暖，請我吃他煮的青蠶豆之類。他那慈祥、親切、信任的目光，溫暖了我孤獨的心，激發了我上進的勇氣和力量。這壹年，在全年級近壹百名學生中，我竟然出乎意料地得了第壹名。從此以後，我就重新建立起了對於自己的信心，並且把在上海時壹度有過的自卑感永遠地掃除了。　從初三到高二，我回到家鄉周鐵橋，在竺西中學就讀。這裏的老師，多數原是著名的江蘇省立蘇州高級中學的教學骨幹和行政領導。他們因為開罪於國民黨當局而被解聘，上告法院又遭敗訴，於是才決定集體回鄉重建竺西中學的。他們的教學，不僅水平很高，而且極富特色。比如，程西民先生在公民課上就不講國民黨的黨義，卻告訴我們，世界是物質的，剝削制度是終歸要被消滅的。馮鳳璋先生把教學課也講得十分吸引人。他愛寫板書，總是從左上角寫起，把所講的內容全部用板書加以演示，使學生們壹目了然。壹堂課下來，正好滿滿堂堂，整整齊齊壹黑板。畢馥真先生教英文，他采用原文版的《英文典大全》作語法教科書，引導我們照書本的要求把英文的句子進行圖解，不允許我們對句子裏任何壹個詞的含義、作用在理解上有壹點誤差。他們壹身正氣，兩袖清風，富於正義感；同時學力深厚，責任心極強。能夠在他們的門下受業，實在是我們這些鄉下年輕人的莫大幸運。他們既是為我們授業、解惑的師長，也成了我們為人處世的楷模。　解放後的第二年，我離開學校，到北京參加了革命工作。從那以後，漫長的歲月過去了，經歷的事情許多也已淡忘；只是少年時代小學、中學生活的場景，啟蒙老師們的音容笑貌，還不時地在我的記憶中浮現，引發我的思念和遐想。大前年秋天去無錫參加學術討論會，我終於有機會回到闊別多年的家鄉。遺憾的是，小學時代的老師多已作古，我甚至無法找到他們的墓地，去向他們獻上壹個學生的敬禮。中學時代的老師健在的也不多了，感到欣慰的是，我還是在縣城見到了在家中頤養天年的畢馥真先生和馮鳳璋先生。他們高興地回憶起我們班的情況，並且還是象當年壹樣，誇獎我的悟性，取笑我的調皮。　畢先生年過九十，身體還硬朗。馮先生小畢先生五歲，可已經臥床多年了。我發現，馮先生枕頭邊放著兩樣東西；壹本《無錫名人詞典》和壹疊信件。詞典裏壹些夾著紙條的頁面上，記載著他的壹些成了名的學生們的簡歷；信件也多是學生們寄來的，其中的幾封就寄自現在廈門某大企業任總工程師的、當年我們班的壹位學業最優秀的學生。翻閱這部詞典和這些信件，大概是他晚年生活的壹大樂趣了。　人們常說，教師是壹支蠟燭，燃燒了自己，照亮了別人。不過，我以為，他們其實也並不只是付出，而沒有收獲的。看著自己養育的幼苗長成大樹，這難道不是壹種巨大的享受和崇高的歡樂嗎？就拿我們班來說吧，同學裏確是出了不少人材的。他們中有誠實的普通勞動者、鄉村幹部、中小學教師，也有大學教授、研究員、高級工程師和高級軍官、高級幹部。要不是啟蒙老師為我們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和學業的基礎，我們這些鄉村少年是很難想象會有後來那種發展的。誠然，老師們本人壹生過的是默默無聞的清貧的生活，連在縣誌上大概也只有很少幾位能夠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他們播下的知識和真理的種子確曾在我們這些學生身上發芽、生長、開花、結果，他們昭示的生活信條和顯現的高潔人品也已經被我們這些學生印在了腦際、融化到血液中去了。所以，老師不朽，這句話是確實的。因為他們匆促的生命，正是在他們的學生那裏得到了無限的延長。　從五十年代後期以來，我也走上我的啟蒙老師們走過的路，成了壹名教師。我是自願地愉快地作出這種選擇的。我熱愛教師這個職業。即使在擔負學校行政工作的那幾年，我也仍然完成著壹名普通教師應當完成的全部教學工作量；即使在調離學校、外出做“官”的那幾年，我也仍然作為壹名兼職教師堅守著自己的教學崗位。當我站在講壇上向年輕人宣講自己所崇奉的信念的時候，我會想起我的啟蒙老師們。我由此想到，人們在平凡的教學崗位上所付出的辛勞不會是徒然的。既然我們的老師播下的種子在他們學生的身上開花結果了，為什麽我們播下的種子不會在自己學生的身上開花結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