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法制史的研究要長期積累，這個學科最大的特點就是學術積累的過程。所謂根深蒂固就是這個道理。我從事法律史研究大約有28年了。在這幾十年中，我逐漸積累了壹定的學術知識(當然，我還是有所欠缺)，逐漸形成了對學科的整體把握和戰略思維，結合多年的法制史常識，在學術研究上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和風格。比如從整體上把握中國法制的走向，可以分為幾個階段，如發端於西周，形成於秦漢，完善於魏晉隋唐，發展變化於宋元明清。此外，我在編輯《中國法詞典》時，先後收集了三四千個著名案例，使我不僅從法律文本層面，而且從法律實踐層面，對中國法律史有了壹個全面而微妙的輪廓，為我的法律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第三，法制史研究重在學術創新和開拓。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教學是非常重要的壹部分。通過相互學習，博士生、碩士生、本科生反饋的學術問題和我面臨的學術困惑，成為學術創新和學術進步的動力。我在論述傳統文化對司法制度改革的影響時，結合“和”文化對構建和諧司法制度的影響、官方建議對法官自律的影響、利益調解和訴訟對社會穩定的影響，提出了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司法具有重要價值的學術觀點。即立法要服務於和諧秩序的要求，法官要以官諫的理念嚴於律己，公正執法。應大力倡導各種調解制度，緩解社會矛盾，降低社會成本。同時，適應國家和上級要求，積極推動學術發展，實現學術創新。除了史料和研究方法的改進，我更註重學術的拓展和創新。個人以唐宋研究為主，總覺得有點不足，於是從社會需求出發，承擔了河南省軟科學項目“民國水利法制研究”，首次將法制史研究的視角拓展到水利法制，將法制史與水利科學相結合，從水法的回顧到立法理念、水法結構、 爭端解決等方面全面支持在中華民國水資源分配權利義務的基礎上依法進行水資源的調整。 雖然是第壹次探索，還需要進壹步完善，但為我們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我的觀點是，學術積累是重要前提。有了可觀的積累，就要敢於拓展領域，實現學術創新。同時還開展了清末民初訴訟法典的研究出版，中國古代邪教與恐怖犯罪的研究出版。這些工作相對於原來的領域來說，確實比較難，但是只要有毅力，下大力氣，持之以恒，壹定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