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叫“How Long Have I Got Left”（我還能活多久）
露西寫道：“他沒有故作勇敢，也沒有懷著虛妄的信念，認為可以‘克服’或者‘戰勝’癌癥。
他明白醫者的職責，有時不是去挽救病人的生命，而是做壹個領路人，引導病人和家屬，度過人生中的艱難時刻，以後還可以創造新生活。
生離死別的故事與伴隨而來的令人心碎的哭聲是工作環境的背景音樂。為了更好地在如此令人沮喪的環境中持續運轉，醫生必須在個人的感情外套上壹層防護罩。
醫生的工作就像把兩節鐵軌連接到壹起，讓病人的旅途暢通無阻。”
Then fancies fly away（壹切虛妄過眼）He'll fear not what men say（他不會在意他人所言）He'll labour night and day（他會晝夜不停勞作）To be a pilgrim（成為朝聖者不斷向前）
生命的意義包羅萬象，但每個單壹的生命點，最終都是為了橋接過去和未來而存在著。
當下的我是有限的，未來的我們卻是無窮的。
我們身負奇跡而行，卻在自身之外尋找奇跡：作為人類搖籃的非洲和她的奇觀，都蘊含在我們身體裏；我們是自然大膽冒險的造物，研究自然者，如若睿智，則提綱挈領，研究人類足矣，其他人則孜孜以求，埋首於分裂的碎片與浩繁的卷帙。
那本讓我和周圍壹派生機勃勃分離開來的死亡之書，變成我自己行將就木的身體。
“醫生馬上就到。”於是乎，我想象中的未來，就要實現的未來，那麽多年奮鬥即將迎來的人生巔峰，都隨著這句話消失了。
壹點也沒有要去闖蕩事業、節節高升的感覺，反而像壹個忙碌嘈雜的電子，即將達到逃逸速度，要飛向壹片陌生而星光閃爍的宇宙。
在我眼裏，文學不僅描寫了別人的生活，還為我們提供了道德反思最豐富的資料。
如果說沒有自省的人生不值得過，那麽沒有真正活過的人生還值得自省嗎？
看壹抹輕微的天藍從東方地平線微微顯露，這是太陽的先遣隊，慢慢擦去了閃爍的星星。東邊已是青天白日，陽光撲面而來，西邊的黑夜卻毫無屈服之意。
不自禁地覺得自己是渺小的壹粒微塵，然而還是能感覺自己的雙腳踩在大地上，確信自己存在於這莊嚴宏偉的天地之間。
當下便是風口浪尖，人生積累的經驗，被生存的細節磨損消耗。我們智慧的高峰，便是生活的當下。
是的，大腦可以賦予我們建立關系，讓生命充滿意義的能力。但有時候，大腦也會破壞這種能力。
我猛然意識到，文學研究主要關註的很多東西，都太政治化，而且反科學。
我越來越強烈地認為，要對生與死的問題有實質性的道德意見，關鍵在於對其有直接體驗。
“burke”,《牛津英語詞典》上的解釋是：“用勒頸或使人窒息的方式秘密殺人，或為了將受害者屍體賣為解剖之用而秘密殺人。
然而，這也不是簡單的罪惡。不僅屍體解剖，醫學的壹切，都是對神聖的冒犯。
他們看到的，都是人們最脆弱、最恐懼、最私密的時候。他們治愈病人，護送他們重新回到滾滾紅塵，自己卻轉身離開。將屍體看作平常的物體和機器，恰恰是為了緩解人類最深的痛苦。同樣地，人類最深的痛苦，也僅僅是壹種教學工具。
紙上這些彎彎曲曲的線條，不只是簡單的線條，而是從心顫再到心跳停止的全過程。
紐蘭德回憶起孩提時代常常玩的壹個遊戲——伸出手指去戳祖母的皮膚，看什麽時候才能恢復原狀。這是她慢慢變老的壹個征兆。
想起托馬斯·布朗的《壹個醫生的信仰》:“我們無從得知降生世上將遭遇怎樣的沖突與痛苦，但通常來說我們很難脫身其外。”
在我眼裏，這傷口就是壹大堆雜亂無章的組織，然而在外科醫生看來，這壹切都是井然有序的，如同雕塑家看壹塊未經雕琢的大理石。
我已經清楚地意識到，在病房裏真刀真槍地學做醫生，和在教室裏做醫學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讀書和做選擇題，完全不像身負重任采取行動。
“出生太早或者生得太晚，哪個更糟糕？”“要自己判斷了。”這個判斷也太難了。我這小半輩子，最艱難的決定，也就是三明治到底要法式蘸醬還是魯賓蘸醬。
也許貝克特筆下的波卓說得對，生命就是轉瞬即逝，太短暫，容不得多想。但我必須集中精力去扮演好迫在眉睫的角色，壹心壹意投入到死亡的全過程中。我就是拿著鉗子的掘墓人。
的確，這世上99%的人選工作都是這樣的：薪水、工作環境、工作時間。事實本來就是如此。
坐在那兒的我突然意識到，那些集合了生命、死亡與意義的問題，那些所有人在某個時候都必須要面對的問題，通常都發生在醫院裏。當壹個人真正遇到這些問題，這就變成了實踐，有著哲學和生物學上的雙重意義。人類是生命體，遵循自然法則，很遺憾的是，這些法則就包括壹條：熵總是在增大的，生命是無常的。疾病，就是分子的順序打亂了；生命的基本要求是新陳代謝，而死亡，就是新陳代謝的終止。
我想，這就像古希臘“arete”這個概念，是壹種道德、情感、思維和身體上都至臻卓越的美德。
我再也不把任何病人簡單看作病歷上的文字了，而是把所有的文件和病歷都當作真正的病人來看待。
神經外科對於我的吸引力，不僅僅在於大腦與意識的交纏，更在於生與死的糾葛。
急診室壹個住院醫生幫我打了掩護，我像個幽靈似的溜了回去，從那個我救不了的病人的屍體前，把冰激淩三明治“救”了出去。
我怕自己即將成為托爾斯泰筆下那種很典型的醫生，沈浸於空洞的形式主義，診斷時只會生搬硬套，完全忽略更大程度上的人性意義。
我的最高理想不是挽救生命，而是引導病人或家屬去理解死亡或疾病。
我拋棄了平時最常扮演的角色，不再是死神的敵人，而是使者。我必須幫助這些家人明白，他們所熟知的那個人，那個充滿活力的完整的人，現在只存在於過去了，我需要他們的幫助，來決定他/她想要的未來。
當病人聽到神經外科醫生的診斷時，他們的眼神，就像解體的碎片——這個比喻最最恰切不過。
如果是壹大碗悲劇，最好壹勺壹勺慢慢地餵。很少有病人要求壹口氣吃完，大多數都需要時間去消化。
畢竟，英語裏的“病人”, “patient”這個詞，最初的含義之壹，就是“毫無怨言地承受苦難的人”。
住院醫中流傳著壹句話：日子很長，但年歲很短。
手術室裏的時間很有趣，不管妳是發瘋般向前沖，還是穩紮穩打不緊不慢，都感覺不到時間的流逝。海德格爾曾說過：無聊，就是感受到時間的流逝。那麽，手術的感覺是完全相反的：全神貫註的工作讓時鐘的指針失去了意義，隨便怎麽走都行。
壹般來說都在左腦，被稱為韋尼克區和布羅卡氏區，壹個理解語言，壹個產生語言。布羅卡氏區的損傷會導致寫和說的能力缺失，盡管病人對語言的理解能力依舊正常。韋尼克區的損傷會讓人失去對語言的理解能力，說起話來語無倫次，句不成句，毫無意義。如果兩個區都遭到損傷，病人就變成了壹座孤島，人性最核心的部分永遠消失。
工作邀請從全國各地雪片般飛來。
我的感覺是，生理、道德、生命與死亡這些原本各自為陣的繩索，終於開始彼此交織了。
死神不會放過我們任何人。我們和病人，活著，呼吸著，作為正在新陳代謝的生命體，這都是命運的安排。大多數人從生到死，都是被動的——這是妳和妳身邊的人需要接受的現實。
就算妳是完美的，這個世界卻不是。秘訣在於，支撐我們繼續下去的秘訣在於，明白打從發牌的那刻起，妳已必輸無疑，妳會手滑，妳會判斷失誤，但即便如此也要拼盡全力為病人奮戰到底。
如果我編書，就要匯編壹部人類死亡記錄，同時附上以下註解：教會別人死亡的人，同時也能教會人生活。——《探究哲理即是學習死亡》，米歇爾·德·蒙田
我不再是牧師或牧人，可以協助生死的過渡；我發現自己就是那茫然困惑、不知所措、需要度化的綿羊。重大疾病不是要改變人生，而是要將妳的人生打得粉碎。感覺仿佛神跡降臨，強烈的光突然刺眼睛，照射出真正重要的事情；其實更像有誰剛剛用燃燒彈炸毀了妳壹心壹意前進的道路。現在我必須繞道而行。
這樣壹來就有個悖論：我就像個正接近終點線，卻轟然倒地的長跑運動員。照顧病患的責任再也驅動不了我前進，因為我自己已經成了個病人。
亞歷山大·蒲柏說過：“壹知半解最危險；飲則深透暢飲，否則嘗不到知識的甘泉。”。
我開始意識到，如此接近自己的死亡，好像什麽都沒改變，又好像壹切都改變了。
但我現在渴望的是活下去，有信心的卻是死亡，這兩者可是截然相反的啊。
面對死亡產生的那種焦慮，遠不是數據上的“概率”可以緩解的。
我開始擁有了兩個角度的世界觀，分別用醫生和病人的身份去看待死亡。作為醫生，我知道不要去宣稱什麽“抗癌是壹場戰鬥，我會贏”，也不要問“為什麽是我”。（答案是：為什麽不是我？）
面對自己的死亡，我在掙紮，是重建舊生活，還是去尋找新生活？
如果我的人生是由很多句子組成的，那我已經從每個句子的主語，變成了直接的賓語。十四世紀的哲學專著中，“病人（patient）”這個詞的意思就是“壹個動作的對象”，這就是我現在的感覺。
多年前我就發現，達爾文和尼采有壹個觀點是壹致的：生物體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奮鬥求生。沒有奮鬥的人生，就像壹幅畫裏身上沒有條紋的老虎。
那麽，這樣的絕癥，對於壹個想要理解死亡的年輕人，難道不是壹份很好的禮物嗎？還有什麽，是比親身體驗更好的理解方法呢？
完成了這句來自塞繆爾·貝克特的話。這句話我早在多年以前的大學本科時期就讀到了：我仍將前行。
道德義務是有重量的，有重量的東西就有引力，所以道德責任的引力又將我拉回手術室。
我熟悉的大腦啊，壹個溝壑縱橫的桃子，正在召喚著我。
人壹旦遭遇頑疾，最需要小心的，是價值觀的不斷變化。妳努力思考自己到底看重些什麽，答案也會接踵而至。感覺就像信用卡被人拿走了，我不得不學會討價還價。
我突然驚覺，自己已經經歷了悲痛的五個階段，就是老生常談的“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消沈→接受”。但我完全是反著來的。
然而，我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可我以前也是知道的呀。我所知的東西仍然壹樣，但已經不能像從前那樣隨意約見朋友，享受正常生活了。
也許在缺乏任何定論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假設自己能活很久。可能這是前進的唯壹辦法。
我多年前立誌成為醫生時對自己提出的挑戰，她做到了：審視靈魂，接受自己作為凡人的責任，讓我重新找回自己。
艾瑪沒有讓我恢復原來的個人特性，而是保護了我創造新特性的能力。
很多無神論者都喜歡引用諾貝爾獎得主、法國生物學家雅克·莫諾的壹句話，而這句話其實在掩飾無神論的壹個富有天啟色彩的特征：很多無神論者都喜歡引用諾貝爾獎得主、法國生物學家雅克·莫諾[插圖]的壹句話，而這句話其實在掩飾無神論的壹個富有天啟色彩的特征：古老的聖言已經灰飛煙滅，人類終於知道，自己是這冷酷無情的廣闊宇宙中孤獨的存在，而自己在這宇宙的誕生，也是偶然的。
朝著終極真理掙紮向前，但發現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或者說，有可能找到正確答案，但證實這個答案，是絕對不可能的。毫無疑問，我們每個人最終能看到的，都只不過是生命的局部。醫生看到壹個方面，病人看到另壹個方面，工程師、經濟學家、潛水采集珍珠的人、酗酒的人、有線電視修理工、牧羊人、印度乞丐、牧師……看到的都不盡相同。沒有什麽人能完全包攬人類所有的認知。認知產生於我們所創造的，我們彼此之間的關系，以及我們與世界的關系之中，永遠不可能完整全面。而終極真理淩駕於壹切之上，在其存在之處，播種者與收割者可以壹同欣喜狂歡，正如禮拜天的《聖經》布道的最後。因為，終極真理之中，有句話說得清楚明白：“那人撒種，這人收割。”我派妳去收獲妳並未付出努力的東西；辛苦勞作都是別人的，妳分享了他們的勞動果實。
“這周末妳值班嗎，醫生？”“不。”也許永遠都不值班了。“今天還有手術嗎？”“沒有了。”也許永遠都沒有了。“啊，那好。那就是大團圓結局了！工作做完啦。我喜歡大團圓的結局，妳也是吧，醫生？”“是啊，是啊，我也喜歡大團圓。”
生病之前，我的生活可以說是心想事成，按照既定的軌道壹帆風順地前進著。大多數現代文學作品中，人物的命運都是由自身和旁人的人為行動決定的。
但現在，我所在的世界已然不同，這是個更古老的世界，人類的行動在超人類的力量面前顯得蒼白無力。這個世界比起莎士比亞的作品更具有希臘悲劇的色彩。
“這不是結束。”她說。這種說辭她恐怕已經用過成千上萬遍了。想想我自己，難道就沒有跟病人說過類似的話嗎？反正面對那些想尋找不可能的答案的人，她肯定都這麽說。“甚至都不能說是結束的開始。這僅僅是開始的結束。”
原來，醫生們也是需要希望新生長。展望無限廣闊的未來，我看到的不是寂靜無人的空蕩荒原，而是更簡單純粹的東西：壹頁我將繼續書寫的白紙。
如果壹個人高速行動時，時間會膨脹，那要是幾乎壹動不動，時間會收縮嗎？壹定會的吧：現在，每壹天似乎都縮短了很多。
對於現在的我，與其說時間是時鐘的嘀嗒作響，不如說是壹種生存的狀態。
格雷厄姆·格林曾經說過，人真正的生命是在頭二十年，剩下的不過是對過去日子的反射。
面對生命的界限，人人都會屈服。我想，進入這種過去完成時的人，應該不止我壹個。大多數的夢想和抱負，要麽被實現，要麽被拋棄，無論如何，都屬於過去。而我的未來已經不是壹架天梯，通往逐步升高的人生目標，而是壹路平坦，鋪陳為永恒的現在。
我常常把他分毫未動的午飯扔進垃圾堆，蓋住之前分毫未動的早飯。幾個小時後，又往上面倒了分毫未動的晚飯。
我拒絕了所有家人以外的探望，保羅的世界變小了，但他告訴我：“我希望大家都知道，就算我不見他們，也是愛著他們的。我珍惜與他們的友誼，少喝壹杯酒也不會改變什麽。”
保羅轉頭看著我，低語道：“也許這就是結束了。”
準備好了。他的意思是：準備好撤除呼吸輔助設備，準備好註射嗎啡，準備好去世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呼吸化為空氣》是壹本未完成的書，主要是因為保羅的病情急劇惡化了。但這種未完成，恰恰也是本書真意的壹部分，反映了保羅面臨的現實狀況。生命的最後壹年，保羅筆耕不輟，完成此書成為他活著的目的，所剩無多的時日也催促他抓緊時間。
這可能就是我的目的。不去嘩眾取寵地用死亡煽情，也不老生常談地勸大家‘花開堪折直須折’，而是告訴大家這壹路上到底會面對什麽。
“預言者總是發言者，”愛默生寫道，“他的夢總會以某種方法公之於眾，他總會用肅穆的喜悅將其昭告天下。”
直面絕癥的方法之壹，就是深愛——袒露自己的脆弱，滿懷善良、慷慨與感恩。
我壹生中最美妙、意義最深遠的歲月——每天都在生與死之間采取著行動，喜樂與痛苦平衡並存，進壹步深入探索感恩與愛。
他坦然真誠，自己本來規劃好的未來變得無望，他表示悲痛，但同時又創造了壹個新的未來。
他葬在聖克魯斯山上壹片田野的邊緣，可以俯瞰太平洋和海岸線。
這個地方讓我想起祖父從前很喜歡的壹句禱告：“我們會在不知不覺間徐徐上升，來到永恒的山巔，那裏的風多麽涼爽，那裏的景色多麽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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