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白在為《修辭學發凡》初版作的序言中說，正如《馬氏文通》（1898）是中國第壹部系統的語法著作壹樣，《修辭學發凡》是中國第壹部系統的修辭學著作，“書中既引古人文章為證，並及今時通用語言，不但可以為通文者之參考印證，而且可以為初學者之津梁。”。葉聖陶先生評價：“有了這部書，修辭法上的問題差不多都已頭頭是道地解決了。”新加坡鄭子瑜教授說陳望道先生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修辭學家”。 張誌公先生說：“這部具有裏程碑性質的重要著作……使我認識到：修辭學是壹個寬廣的、很值得探索的領域，是壹門既有理論意義，又有實用意義的學問。”
吳培恭在2004年12月29日的文匯報《筆會》上撰文回憶：我曾聽說，毛澤東主席非常關心望道先生的學術研究工作。1956年元旦，毛主席邀見他時，親切地對他說：“已看過《修辭學發凡》這本書，寫得很好，不過許多例子陳舊了些。”並問他是否繼續在研究。毛主席的關心更給了他信心和鼓勵。
但也有部分學者認為，《修辭學發凡》將“題旨、情境”分立而談，指出“消極手法側重在應合題旨，積極手法側重在應合情境。”的說法是有失偏頗的；其“修辭的兩大分野理論”對修辭學的重大貢獻，使辭格理論系統化，但同時，其名稱卻存在著壹些疏漏。《修辭學發凡》中將之命名為積極修辭和消極修辭，詞典中對其解釋分別為：“積極，①肯定的，正面的；②進取的，熱心的。消極，①否定的，反面的，阻礙發展的；②不求進取的，消沈。”依此推之，用此對反義詞命名的兩大類別，顯然有失常理，並容易使人產生誤解。以及存在辭格概念不清、分類不準等情況。
不過，雖然《修辭學發凡》有著壹定的不足，但壹般認為，它所取得的成就及它給學術研究帶來的重大成果，還有他對修辭理論的非凡影響，都是舉足輕重的，是有著巨大價值的，而且是超過它的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