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白在為《修辭學發凡》初版作的序言中說,正如《馬氏文通》(1898)是中國第壹部系統的語法著作壹樣,《修辭學發凡》是中國第壹部系統的修辭學著作,“書中既引古人文章為證,並及今時通用語言,不但可以為通文者之參考印證,而且可以為初學者之津梁。”。葉聖陶先生評價:“有了這部書,修辭法上的問題差不多都已頭頭是道地解決了。”新加坡鄭子瑜教授說陳望道先生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修辭學家”。 張誌公先生說:“這部具有裏程碑性質的重要著作……使我認識到:修辭學是壹個寬廣的、很值得探索的領域,是壹門既有理論意義,又有實用意義的學問。”
吳培恭在2004年12月29日的文匯報《筆會》上撰文回憶:我曾聽說,毛澤東主席非常關心望道先生的學術研究工作。1956年元旦,毛主席邀見他時,親切地對他說:“已看過《修辭學發凡》這本書,寫得很好,不過許多例子陳舊了些。”並問他是否繼續在研究。毛主席的關心更給了他信心和鼓勵。
但也有部分學者認為,《修辭學發凡》將“題旨、情境”分立而談,指出“消極手法側重在應合題旨,積極手法側重在應合情境。”的說法是有失偏頗的;其“修辭的兩大分野理論”對修辭學的重大貢獻,使辭格理論系統化,但同時,其名稱卻存在著壹些疏漏。《修辭學發凡》中將之命名為積極修辭和消極修辭,詞典中對其解釋分別為:“積極,①肯定的,正面的;②進取的,熱心的。消極,①否定的,反面的,阻礙發展的;②不求進取的,消沈。”依此推之,用此對反義詞命名的兩大類別,顯然有失常理,並容易使人產生誤解。以及存在辭格概念不清、分類不準等情況。
不過,雖然《修辭學發凡》有著壹定的不足,但壹般認為,它所取得的成就及它給學術研究帶來的重大成果,還有他對修辭理論的非凡影響,都是舉足輕重的,是有著巨大價值的,而且是超過它的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