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廣東人按：《九歌》篇目問題，是楚辭學的壹個千年難題。自北宋以來，眾多傑出的學者對它進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這些探索富有啟發性，為研究問題指示了眾多可行的門徑。為這個問題的研究作出傑出貢獻的學者包括晁補之、朱熹、周用、胡文英、蔣驥、王邦采、吳世尚、顧成天、劉夢鵬、青木正兒、陳子展、梅瓊林、黃文煥、林雲銘、朱冀、賀貽孫、林庚、徐誌嘯、汪瑗、潘嘯龍、陸時雍、李光地、徐煥龍、周健、張壽平、黃鳳顯、方銘、錢澄之、王闿運、徐英、劉永濟、譚介甫、李延陵、程嘉哲、黃露生、李修生、吳龍輝、國光紅、朱東潤、李青石、聞壹多、鄭振鐸、姜亮夫、孫作雲、蕭兵、陳世驤、王夫之、屈復、梁啟超、支偉成、陸侃如、馮沅君、遊國恩、董楚平、袁梅、姚寬、楊慎、吳景旭、紀昀、馬其昶、張元勛、劉樹勝、何新、褚斌傑、雎寬、郭沫若、龔維英、易重廉、林河、劉自兵、吳孟復、夏培文、洪興祖、金開誠、董洪利、高路明、雷慶翼、王泗原、章培恒、駱玉明、湯炳正、湯漳平、文見賢、石川三佐男、魏炯若、馬茂元、李大明、李誠、熊良智、聶石樵等。這些古今中外的學者當中，不乏像朱熹、楊慎、王夫之、紀昀、梁啟超等超壹流的大家，也不乏像洪興祖、汪瑗、蔣驥、劉永濟、聞壹多、姜亮夫、湯炳正、褚斌傑、徐誌嘯、方銘、聶石樵、潘嘯龍、駱玉明、蕭兵、金開誠、高路明、雷慶翼、熊良智、黃鳳顯、周健、董楚平、易重廉、湯漳平、梅瓊林、國光紅、李誠等壹流的名家。鄙人在眾多前輩學者的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略有管窺，成此壹文，不揣鄙陋，以就正於大方之家。不過，鄙人始終深信，《九歌》篇目問題實質上是壹個文本考證的問題，應當用實證主義的方法來解決，只要沿著拙文所提供的思路，搜集更廣泛的文獻，拙文的觀點將會得到更加充分的證明。二〇壹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廣東人於古禎州之吾亦愛吾廬。
摘要：本文通過對王逸《楚辭章句》、五臣《文選》註、皮日休《九諷》、洪興祖《楚辭補註》的分析，考證出原本的屈原《九歌》的體例是九篇作品加壹個亂辭，這九篇作品是《東皇太壹》、《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今本《禮魂》是亂辭，且本來無篇名，“禮魂”二字在亂辭的開頭，原本《九歌》沒有《國殤》。
關鍵詞：《九歌》，《國殤》，《禮魂》，《楚辭章句》，五臣註，《九諷》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Table of Contents of the Jiuge
Abstract：The article analyzes on the Chuci zhangju by Wang Yi,the Wuchenzhu of the Wenxuan,the Jiufeng by Pi Rixiu and the Chuci buzhu by Hong Xingzu，verifies that the style of the Jiuge by Qu Yuan is nine works with an epilogue，the original works of the Jiuge are Donghuangtaiyi,Yunzhongjun,Xiangjun,Xiangfuren,Dasiming,Shaosiming,Dongjun,Hebo,Shangui,except Guoshang. The Lihun, a new edition , originally written without any title,is the epilogue in the Jiuge.The very word of Lihun 禮魂 was pu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pilogue.
Key words: Jiuge,Guoshang,Lihun, Chuci zhangju,Wuchenzhu,Jiufeng
序言
屈原的《九歌》題名為“九歌”，卻包括《東皇太壹》、《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總***十壹篇。對於《九歌》篇目名實不符的問題，古今學者們進行了各種各樣的解釋。然而眾說紛紜，莫衷壹是，至今還沒有壹個定論。本文試圖為這個問題的解決貢獻壹點綿薄之力。
北宋晁補之最早提出了《九歌》篇目名實不符的問題。他在《重編楚辭·離騷新序》中說：
《漢書》誌《屈原賦》二十五篇，今起《離騷》、《遠遊》、《天問》、《蔔居》、《漁父》、《大招》而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並《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為十壹，則溢而為二十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系《九歌》之後。又不可合十壹以為九。
晁補之對他所看到的《九歌》文本感到困惑，提出了《九歌》篇目問題，然而嚴格來講，他並不能算對他所提出的問題作出了明確的解釋。
南宋朱熹在《楚辭集註》附《楚辭辯證》中說：
篇名《九歌》，而實十有壹章，蓋不可曉，舊以九為陽數者，尤為衍說。……今姑闕之，以俟知者，然非義之所急也。
朱熹對這個問題表示存疑，態度是很嚴謹的。他又批判了陽九說，但卻沒有說明理由。而認為“非義之所急”的看法，則不大科學，因為如果不弄清楚這個問題，壹定會影響對《九歌》的詩義進行最準確的理解。
自宋以後，經歷明、清兩代，到近、現、當代，眾多的學者對《九歌》篇目問題進行了各種各樣的解釋。這些眾多的解釋，大體可分為四派觀點：壹、認為“九”是實數；二、認為“九”是約數；三、認為“九”不是數，而對其進行字義解釋；四、認為“九歌”是專名。認為“九”是實數的壹派又可大體分為合篇說、去篇說、合篇去篇說、迎送神曲說；認為“九”是約數的壹派又可大體分為十篇說、十壹篇說；認為“九”不是數，而對其進行字義解釋的，又可大體分為九天說、九為糾說、九為鬼說、九為終說、龍歌說、槱歌說；認為“九歌”是專名的壹派，又可大體分為舊題說、古歌舞名說、古樂名說、表陰陽關系說、編輯擬名說。但它們都提不出合理的證據，都是假說。本文不擬對它們進行壹壹辨析。而直接對《九歌》篇目問題進行考證。
漢唐人的陽九說
對《九歌》篇目問題的研究，似乎有壹個有趣的現象，即是令宋代以後的人們困惑不已的《九歌》篇目問題，對漢唐人來說是不存在的。《九歌》的篇目多少，影響著對屈原作品的總數的判定。漢唐人只有屈原作品二十五篇的說法，此外，再沒有像宋代以後的學者那樣至少是因為對《九歌》的篇目多少感到困惑而產生的屈原作品總數究竟為多少篇的異說。東漢班固《漢書·藝文誌》：“屈原賦二十五篇。”唐代韓愈就坦然地說：“屈原離騷二十五。”他們都明確說屈原的作品是二十五篇，並沒有像北宋的晁補之那樣對屈原的作品篇數多少感到困惑。漢唐人並沒有提出過《九歌》篇目問題。那麽，漢唐人是如何解釋《九歌》的“九”的意思的呢？第壹個為全本《楚辭》作註的東漢的王逸在《楚辭章句》的《九歌序》中無說，而在《九辯序》中說：
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璣衡；地有九州，以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明。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闇蔽，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明己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
那麽，這個後人所指為的所謂的陽九說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認為“九”是個數字，然而到底指的是實數呢，還是約數呢？“九星”、“九州”、“九竅”的“九”，在戰國以來的典籍中多指為實數，從而可以假設王逸所說的“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中的“九”都是實數“九”，《九歌》與《九章》壹樣，都是九篇。並且，王逸自己作有《九思》，而《九思》就是九篇作品加壹個亂辭，亂辭是不能算獨立的壹篇的，所以，《九思》就是九篇，《九思》題中的“九”就是實數“九”。於是，可以再壹次假設王逸用“陽之數”作解釋的“九”應該指的就是實數“九”，王逸所見到的《九歌》就是九篇。
南朝梁昭明太子在編《文選》的時候也選入了《楚辭》的壹些篇章，包括《九歌》六首（《六臣註文選》卷32標為“《九歌》四首”、卷33標為“《九歌》二首”）、《九章》壹首、《九辯》的壹些章節，唐代的五臣為《文選》作註時也有壹些說法。《九歌》五臣註說：
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名矣。
這也是後人所指為的所謂的陽九說。五臣也是認為“九”是個數字。與王逸不同的地方是多了壹個“極”字。後人有的因此指為“極數說”，並認為“極數”即是“約數”。然而，五臣所謂的“陽數之極”到底指的是“實數”還是“約數”，仍然是不明確的。《九章》五臣註則說：
九義與《九歌》同。
《九章》是九篇，《九歌》是十壹篇，如此怎麽能說“九義與《九歌》同”呢？《九辯》五臣註又說：
九義亦與《九歌》同。
《文選》選入《九辯》的壹些章節時，標為“《九辯》五首”，如此看來，唐代以前的人們認為《九辯》的“九”是個數字的看法是存在的，並且極有可能就是認為是實數“九”，《九辯》或其“正文”就是九首。
那麽，所謂的以“陽之數”、“陽數之極”來解釋“九”這個數字，到底是什麽意思呢？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解釋“九”說：
陽之變也。象其屈曲究盡之形。
顯然，許慎在解釋“九”時說“陽之變也”，其玄之又玄是與王逸、五臣的說法不相上下的。又許慎《說文解字》解釋“四”說：
陰數也。
解釋“五”說：
五行也。從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
解釋“六”說：
《易》之數，陰變於六，正於八。
這裏也解釋了“八”是陰“正於八”。解釋“七”說：
陽之正也。從壹，微陰從中斜出也。
由此可見，許慎也是以陰陽之說來解釋“四”、“五”、“六”、“七”、“八”的，不僅僅解釋“九”時才這樣。顯然，許慎是以陰陽之說來解釋“四”、“五”、“六”、“七”、“八”、“九”這些具體的數字。那麽，又可以假設王逸以“陽之數”、五臣以“陽數之極”作解釋的《九歌》的“九”，應該是壹個具體的數字，即實數“九”。
還有，《文選》選入《七發》，標為“《七發》八首”，《七發》李善註說：
《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猶《楚辭·七諫》之流。
又李善註、五臣註都說：
七者，少陽之數，欲發陽明於君也。八首者，第壹首是序，中六是所諫，不欲犯其顏，末壹首，始陳正道以幹之。
可見，對於“七”，李善、五臣解釋為“少陽之數”，都是以陰陽之說來作解釋的。同時，表明五臣不只是在解釋《九歌》的“九”時才用陰陽之說來解釋。《七發》雖然名為八首，但內容是“七事”，而且“八首者，第壹首是序”，後七首才是“正文”，換言之，《七發》的“正文”就是七首。可以認為，李善、五臣用“七者，少陽之數”來解釋的《七發》的“七”就是實數“七”，那麽，可以假設五臣用“九者，陽數之極”作解釋的《九歌》的“九”就是實數“九”。再者，李善認為《七發》“猶《楚辭·七諫》之流”，“七者，少陽之數”壹語非止解釋《七發》的“七”，也是解釋《七諫》的“七”。而《七諫》包括《初放》、《沈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謬諫》七篇，最後有壹個亂辭，而亂辭不算獨立的壹篇。所以，《七諫》正好是七篇。《七諫》的“七”就是具體的實數“七”。李善用“少陽之數”作為其題中的“七”的解釋的《七諫》正好是七篇，那麽，更可以假設五臣用“陽數之極”作為其題中的“九”的解釋的《九歌》在五臣當日所見也應該是九篇，《九歌》的“九”也是壹個具體的實數，就是實數“九”。
原本《九歌》的體例是九篇加壹個亂辭
王逸《楚辭章句》的《九辯序》說：
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闇蔽，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至於漢興，劉向、王褒之徒，鹹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為“楚詞”。亦承其九以立義焉。（著重號為筆者所加，下同。）
這段序言說劉向、王褒對於屈原的《九歌》、《九章》“依而作詞”，“亦承其九以立義焉”，即模仿屈原的《九歌》、《九章》寫了自己的作品。劉向的作品是《九嘆》，王褒的作品是《九懷》。而且，這些作品題名中的“九”的意義都是相同的。
劉向的《九嘆》，包括《逢紛》、《靈懷》、《離世》、《怨思》、《遠逝》、《惜賢》、《憂苦》、《湣命》、《思古》（篇名據文淵閣本《楚辭章句》），體例上是九篇，九篇每篇篇後都有“嘆曰”的部分作為亂辭。《九嘆》模仿的是屈原《九章》的體例，《九章》由《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九篇組成，但並不是每篇篇後都有“亂曰”部分的亂辭。《涉江》、《哀郢》、《抽思》、《懷沙》四篇有“亂曰”部分作為亂辭，《悲回風》壹篇有“曰”的部分作為亂辭，應該是脫落了壹個“亂”字。其余四篇則沒有亂辭。按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贊中說：“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誌。”司馬遷在此只提到《哀郢》，並未提到《九章》的總名。《漢書·揚雄傳》：“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壹卷，名曰《畔牢愁》。……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可見，揚雄作《畔牢愁》時，《惜誦》以下至《懷沙》是壹卷，也沒有《九章》的總名。所以，可以推知屈原《九章》之中的九篇作品最初並不是合編在壹起，即並非是壹組組詩，所以體例也不壹致，有些有亂辭，有些沒有亂辭。《漢書·成帝紀》：“（漢成帝河平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漢書·楚元王傳》：“（劉歆）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最早提到《九章》之名的是劉向《九嘆·憂苦》：“嘆《離騷》以揚意兮，猶未殫於《九章》。”劉向是《楚辭》的編訂者。揚雄在漢成帝朝之前作《畔牢愁》時，《惜誦》以下至《懷沙》是壹卷，且沒有《九章》的總名。而劉向在《九嘆》中最早提到了《九章》。由此可以推測，劉向或劉向、劉歆父子非常有可能是《九章》的編訂及擬名者。《九章》的編訂及擬名者也有可能是別人，時間是在揚雄作《畔牢愁》之後、劉向編訂《楚辭》之前的壹段較短的時期。然而不管是何種情況，總之劉向是模仿《九章》創作了《九嘆》，卻每篇篇後都有亂辭，這大概是有意追求整飭的結果。
王褒的《九懷》，包括《匡機》、《通路》、《危俊》、《昭世》、《尊嘉》、《蓄英》、《思忠》、《陶壅》、《株昭》九篇作品，九篇之後，加上壹個“亂曰”的部分作為亂辭。今本《楚辭章句》的《九思序》說：
逸與屈原同土***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竊慕向、褒之風，作頌壹篇，號曰《九思》，以裨其辭。
雖然《九思序》不是王逸所寫，但《九思》是擬騷作品是無疑的。王逸的《九思》在體例上包括《逢尤》、《怨上》、《疾世》、《憫上》、《遭厄》、《悼亂》、《傷時》、《哀歲》、《守誌》九篇作品，九篇之後，加上壹個“亂曰”的部分作為亂辭。按照王逸《九辯序》中“依而作詞”、“亦承其九以立義焉”等語，又《九懷》、《九思》明顯不是模仿《九章》的體例，如是模仿《九章》的體例則應該像或者接近於劉向《九嘆》的形式，所以可推知《九懷》、《九思》是模仿屈原《九歌》的體例。由此可知，漢代人王褒、王逸等所見到的《九歌》的體例是由九篇作品加壹個亂辭的部分所組成。
綜上所述，原本《九歌》的體例是九篇作品加壹個亂辭的部分。
今本《楚辭章句》的《九歌》序註的內容、風格表明《九歌》無《國殤》
原本《九歌》的體例是九篇作品加壹個亂辭的部分。今本《九歌》是十壹篇。九篇作品加壹個亂辭，也可以看作是有十個章節，今本《九歌》的十壹篇，可以看作是十壹個章節，兩相比較，原本《九歌》必定沒有今本《九歌》的其中壹篇。那麽，究竟是沒有哪壹篇呢？
今本《楚辭章句》的《九歌序》說：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讬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楚辭章句》的《九辯序》也說：
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闇蔽，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
顯然，王逸認為《九歌》是祭歌。《九歌序》中所謂的“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讬之以風諫”是王逸按照他的以經釋騷的思維方式來解讀《九歌》的兩個著眼點，也即他所認為的《九歌》的主旨、意義所在。而他這樣解讀的結果就是覺得《九歌》的文意復雜多樣、篇章文句錯亂，即他所說的“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通觀今本《楚辭章句》的《九歌》各篇的註語，從《東皇太壹》到《山鬼》九篇，王逸分析其主旨、意義都著眼於《九歌序》中所說的“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讬之以風諫”兩點，解讀詩句處處附會屈原，從《東皇太壹》到《山鬼》九篇的註語大體上在開頭或開頭不久都是說屈原如何“事神之敬”，把屈原說成是主祭者，接下來便泛濫地附會屈原，說是屈原如何“見己之冤結，讬之以風諫”，泛濫地把屈原與楚懷王聯系起來，說屈原如何憂傷愁思，或表明憂傷愁思的情感，即《九辯序》所說的“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闇蔽”、“諷諫懷王”，《九歌序》所說的“懷憂苦毒，愁思怫郁”。在這九篇的註語中出現的帶有“言己”兩字的語句，句句都是附會屈原，這九篇註語中的“己”指的都是屈原，與《九歌序》“見己之冤結”中的“己”壹致同指屈原。而這樣解讀的結果，如王逸本人所評判的，真的是把《九歌》弄得文意復雜多樣、篇章文句錯亂。所以，從《東皇太壹》到《山鬼》九篇，註語的內容、風格是與《九歌序》、《九辯序》所概說的相壹致。
而《國殤》壹篇的註語，則全然不同，純是另壹種內容、風格。王逸註《國殤》，根本沒有提及屈原，既沒有著眼於屈原“上陳事神之敬”，沒有提到任何關於祭祀的事情，也沒有著眼於屈原“下以見己之冤結，讬之以風諫”，沒有把屈原與楚懷王聯系起來。在這壹篇的註語中出現的帶有“言己”兩字的語句，沒有壹句是附會屈原，這壹篇註語中的“己”指的都不是屈原，而就是“國殤”。所以說，王逸《國殤》註的風格是實事求是地進行名物訓詁、文意解釋，因而王逸並沒有把《國殤》弄得如從《東皇太壹》到《山鬼》九篇那樣文意復雜多樣、篇章文句錯亂，而是文意壹致，篇章結構渾然壹體。所以，《國殤》的註語的內容、風格與《九歌序》、《九辯序》所概說的不符合。兩種註語的內容、風格迥異如此。
《禮魂》壹篇的註語則純粹著眼於解釋祭祀神靈的禮儀、做法，描寫祭祀場面等方面。
以下將今本《楚辭章句》的《九歌》各篇的註語逐篇逐條列出，關鍵之處加上著重號：
（因篇幅限制，特刪去，請學者自己去翻書，也可以看我稔山人的新浪博客。）
從上面的文本我們可以看到，今本王逸《楚辭章句》的《九歌》的從《東皇太壹》到《山鬼》九篇的註語是壹種內容、風格，《國殤》的註語是另壹種內容、風格。兩者的不同之處有以下八點：
壹、從《東皇太壹》到《山鬼》九篇的註語基本上通篇附會屈原，把屈原說成是主祭者。《東皇太壹》***15條註語，附會屈原的有8條，《雲中君》***13條註語，附會屈原的有2條，《湘君》***38條註語，附會屈原的有25條，《湘夫人》***36條註語，附會屈原的有13條，《大司命》***25條註語，附會屈原的有11條，《少司命》***21條註語，附會屈原的有9條，《東君》***21條註語，附會屈原的有5條，《河伯》***14條註語，附會屈原的有9條，《山鬼》***23條註語，附會屈原的有13條。而《國殤》***16條註語，沒有壹條附會屈原。從《東皇太壹》到《山鬼》九篇，除《東君》外，各篇的註語都提到甚至泛濫地提到屈原的名字。從《東皇太壹》到《山鬼》九篇，註語中出現的帶有“言己”兩字的語句，句句都是附會屈原，這九篇註語中的“己”指的都是屈原。而《國殤》的註語沒有壹條提到屈原的名字，在這壹篇的註語中出現的帶有“言己”兩字的語句，沒有壹句是附會屈原，這壹篇註語中的“己”指的都不是屈原，而就是“國殤”。
二、從《東皇太壹》到《山鬼》九篇的註語基本上在開頭或開頭不久都是說屈原怎樣祭祀神靈，即《九歌序》所說的“上陳事神之敬”。以下逐篇列出。
（因篇幅限制，刪去。）
三、《九歌序》中說：
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讬之以風諫。
這段序言說明王逸認為《九歌》是祭祀神靈的祭歌。從上面第二點關於“上陳事神之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從《東皇太壹》到《山鬼》九篇的註語都認為該篇是祭祀神靈的祭歌，而《國殤》壹篇的註語完全沒有提及屈原或者任何人關於祭祀的事情。《國殤》註語表明王逸並沒有把《國殤》當作是祭祀神靈的祭歌，甚至是沒有把《國殤》當作某種祭祀的篇章。
四、從《東皇太壹》到《山鬼》九篇的註語大體上在說了屈原如何“上陳事神之敬”之後，就按照《九歌序》所概括的，說屈原如何“下以見己之冤結，讬之以風諫”。這九篇中，有的說到屈原“見己之冤結，讬之以風諫”，有的說到屈原“見己之冤結”，有的則說到屈原如何“讬”事神“以風諫”。以下逐篇列出。
（因篇幅限制，刪去。）
五、從《東皇太壹》到《山鬼》九篇的註語，以漢代人的以經釋騷的思維方式，都把屈原與楚懷王或者楚國聯系起來，說屈原如何“忠君愛國”，塑造了壹個“忠君愛國”的屈原形象，表達了壹種“忠君愛國”的思想。以下逐篇逐條列出。
（因篇幅限制，刪去。）
而《國殤》註語完全沒有提到屈原與楚懷王、楚國的關系，連單獨提及楚懷王或者楚國都沒有，也沒有說到“君”這個字眼，沒有說到屈原如何“忠君愛國”，甚至根本沒有表達“忠君愛國”的思想，盡管這樣的壹個與敵戰鬥直至壯烈犧牲的題材在後人看來是多麽具有愛國主義意義。
六、《九歌序》說“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郁”。就是認為屈原如何憂傷愁思。通觀今本《楚辭章句·九歌》的從《東皇太壹》到《山鬼》九篇的註語，除《東君》外，其余八篇都有壹些註語直接附會屈原如何憂傷愁思，至於《東君》，也有壹條註語說日神如何“太息”，也是表明了憂傷愁思的情感。以下逐篇逐條列出，關鍵字眼加上著重號。
（因篇幅限制，刪去。）
七、《九歌序》中說：
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讬之以風諫。
既說“信鬼而好祀”，又說“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事神”，可見“鬼”、“神”是通稱的，泛指廣義的神靈。今本《楚辭章句·九歌》的從《東皇太壹》到《山鬼》九篇的註語多處有“神”字，也有幾處有“鬼”字，而更重要的是這些註語中的“神”、“鬼”，指的都是天神地祇概念上的神靈，還有幾處提到某些神靈的名字，這表明王逸認為這九篇祭祀的是從東皇太壹到山鬼等天神地祇概念上的神靈。以下對從《東皇太壹》到《山鬼》九篇的註語逐篇逐條舉證。
（因篇幅限制，刪去。）
而《國殤》註語中帶有“神”、“鬼”字眼的語句有兩條：
言己戰鬥，適遭天時，命當墜落。雖身死亡，而威神怒健，不畏憚也。
言國殤既死之後，精神強壯，魂魄武毅，長為百鬼之雄傑也。
那麽，王逸註語說的“神”、“精神”、“魂魄”、“百鬼”等語是不是指國殤是天神地祇概念上的神靈呢？還是指別的什麽東西？是否指國殤是人鬼呢？
以下做壹番考證。（因篇幅限制，刪去。）
關鍵的是今本《禮魂》註語說：
言祠祀九神，皆先齋戒，成具禮敬，乃傳歌作樂，急疾擊鼓，以稱神意也。
首先，從第三點的論述中已知，王逸認為從《東皇太壹》到《山鬼》九篇都是祭歌，《國殤》則不是。則“祠祀”壹詞與《國殤》無關。再根據本節的論述，從東皇太壹到山鬼都是天神地祇概念上的神靈，而國殤則是人鬼。那麽，今本《禮魂》註中所說的“祠祀九神”中的“九神”，即是東皇太壹、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而沒有今本《九歌》所包括的《國殤》之中的“國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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