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實上，文言同口語的關系也是相當密切的，只不過是所謂的口語標準不同而已。因為文言文是建立在先秦口語的基礎上的上古漢語書面語言，而我們這裏所說的口語則是以唐宋以來的北方話為基礎的，今天大家使用的白話文，即現代漢語普通話書面語，就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
在漢語發展的最初階段，言文是合壹的，我們現在覺得那些深奧莫測的古文典籍其實就是當時的白話著作。比如讓人感到“佶屈聱牙”的《尚書》，其中的“誥體”大多便是當時記錄下來的口語，《漢書·藝文誌》說：“《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號令”就是“告示”，“其言立具”則說明是沒有經過潤色文飾、立刻寫成的告示。再比如《詩經》，我們知道其中的“風”多為民歌，這也可以肯定有不少是口頭直接創作的。而另壹部《論語》，則更是孔子的壹部語錄，與口語的關系自不待言。
由於歷史的變遷，書面文字原地不動，而人們日常交際的口語卻必然要發生變化，所以大約從六朝起文言文便與口語有了明顯的脫離跡象。可是因為漢字是表意文字，語音的差異並不妨礙人們閱讀上的理解，所以言文不壹致不是什麽迫在眉捷的事情，並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同時也因為先秦兩漢典籍都是用文言文寫的，而這部分作品又是漢文化的源頭，所以後世歷朝歷代的文人們就自覺地堅持了壹種仿古文創作，這等於是人為地加劇了言文不壹致的局面，並最終形成了漢語長期的言文不壹致。而恰恰是這種貌似背離了語言發展規律的創作行為，卻造就了漢文明綿延數千年而不斷絕的奇跡，這從另壹個方面也表達了漢文人在文化態度上的絕對自信。
當然現實生活中，也不乏壹些符合人們口語交際習慣的口語作品，從《世說新語》、《顏氏家訓》開始，到敦煌變文、唐宋語錄、宋元話本、明清小說，壹路下來，應該說每朝每代都曾產生過數量不少的白話作品，但它終究未能撼動文言文的統治地位，絕大多數只能散落在民間。
這壹切，直至晚清才發生了逆轉。其時外強淩辱，國運多舛，國人首先在文化自信心上產生了動搖，這是壹個前提的條件，也是漢文化日後發生變化的根本原因。正是這種心態，使得國人破天荒地把傳統推上了被告席，歷數其罪過，而文言文作為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必然要首當其沖地受到沖擊。於是黃遵憲要“我手寫我口”，裘廷梁則聲稱“崇白話而廢文言”，可以說是開了白話文運動的先河。對於這樣的情形，我們必須要有壹個清醒的認識。本來每個時代對歷史的反思都是壹種正常反應，也是傳統文化發展進步所必需要走的壹步。但把國家衰敗的責任推卸在傳統身上，卻是壹種極不負責任的歷史態度，然後再把這壹罪過連坐到文言文，就更是荒唐之舉了。可是由於面臨著可能出現的亡國險境，理性地對待傳統文化已經成為讓國人最難接受的行為，任何冷靜的思考都會被斥為反動思想不得彰顯，而代表愛國的激進主義卻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潮。
於是到了1917年的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被推到極至。當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雖然是從改良文學的角度入物，其主旨卻是倡導白話文，並認為"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他後來還專門寫了壹部《白話文學史》，就是來論證這個觀點的。陳獨秀也於2月發表《文學革命論》，用"三大主義"來呼應胡適的"八條主張"。這壹前壹後，可以說是真正拉開了這場轟轟烈烈的文體革命的帷幕，中國大地從此便沒有了壹個安靜的時刻。1918年《新青年》內所有文章改用白話文，《新潮》、《星期評論》等各類白話雜誌也緊隨其後，如雨後春筍紛紛出版，白話文蔚然成風。1920年9月，教育部令國民學校壹二年的國文，從本年秋季起，壹律改用國語。至此，白話文取得了官方認可的合法地位。
可是當我們回首再重溫這段歷史時，卻不難發現正是那些在白話文運動中的揮拳吶喊的領軍人物們，其實恰恰是文言文的最大受益者。他們對文言應用的熟稔程度以及對傳統文化的熟識程度，都不是普通人可比的。他們要從傳統文化中找出點瑕疵顯然不是件難事，同時他們身上的文言文功底也並未因為自己否定文言文的行為而消失貽盡，這反而使他們應用起白話文來更易如反掌。可是在白話文運動中，文言文的受益者們對文言文的種種好處非但只字不提，反而貶之為“桐城妖孽，文選謬種”，文言文就像瘟疫壹般，讓人唯恐避之不及。而這些人卻把自己裝扮成嘗百草的神農氏，在體驗過文言的苦楚後，便告誡世人文言的毒負作用如何之大，完全體現了壹種大無畏精神，如魯迅便有“青年人不要讀古書”之說。可是血氣方剛世事未諳的年輕人又有多大的辨別能力，千萬句苦口婆心的歸勸怎麽也抵不過壹聲“振臂高呼”的愛國口號，於是這種批判文言文的運動便有了“天下景從”之勢。
值得壹提的是，恰恰因為這批人的存在，反而使得新文化運動後的三十年間，中國社會並未出現文化真空的現象，大家仍舊可以看到壹大批學通古今、學貫中西的學者及作家。面對此情此景，真不知是該暗自慶幸，還是無奈向隅。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