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精神”，至少擁有三層“特殊涵義”：①總體。高居任何“個人”之上，專指中華民族總體精神。②壹脈。隸屬歷史範疇，壹脈縱貫古今，因時而就，集時以成。③本源。交*“中華民族精神（習稱‘民族精神’）”之本源。三“義”構成了“黃帝”卓然獨特的思想風範。
那麽，講“黃帝精神”，何不尊以逕稱“黃帝思想”呢？這是因為“精神”與“思想”，雖然均指人的意識活動的“結果”，非常近義（有時同義），但畢竟並非“等”義。其區別，至少在於：前者乃思維行為，而後者則多指生發其中之“結果”；前者多指外在“活動、狀態”，而後者則側重內蘊“旨義”；前者多同（通）“實踐”，而後者則多以“ 理論”現形。從“語用學”觀之，“精神”與“思想”兩詞詞義，其實並無“尊”位等級之分。更何況，“黃帝”乃史前形象，講“黃帝精神”，旨在傳承其經久不衰、隨時益盛的風骨神韻，實難（也無須）總結、沿襲其“理論”遺產，論以“精神”更切！
中國文化學界，將中國文化基本精神的主體內容，概括為“天人合壹、以人為本、剛毅有為、貴和尚中”；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概括為“仁愛孝悌、謙和好禮、誠信知報、精忠愛國、克己奉公、修己慎獨、見利思義、勤儉廉正、篤實寬厚、勇毅力行”；將中國文化基本精神的功能，概括為“民族凝聚功能、精神激勵功能、價值整合功能”24。筆者在教學中，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之“本”，爬疏作四：以人為本、以德為本、以民為本、以農為本。……應該說，這些理論概括，都是對“中華民族精神”的不同側面的析解。那麽，它們和“黃帝精神”又是什麽關系呢？能否說，它們的綜合或總和，就是“黃帝精神”呢？答案應是否定的。
須知，文化學界的種種概括，針對的是作為文化主體泛泛之“人”之“文”化特征；而“黃帝精神”，主要著眼於赫赫之“帝”之“史”——中華文明的偉大締造者“黃帝”及其“史”化特征。兩者區別於著眼點，而非包含量。“黃帝精神” 著眼“總體、壹脈、本源”之“史”，總結的是非同常人之“始祖人”。它與單側面“精神”的局部概括，有重疊或交*，但斷難等同或被取代；它與古今各側面“ 精神”的總體概括——“中華民族精神”，乃源、流之分：它著眼於“源”；“中華民族精神”流於它，且發展、豐富於它，是後世各族子孫對其賡續不輟、發揚光大的精神成果之總和（待另專論，茲略）。“黃帝精神”就是“黃帝精神”！它是壹個卓然獨立的專有文化概念。
筆者以為，學術意義上的“黃帝精神”，應是：作為人文初祖的“黃帝”，在其肇造中華文明的漫長歲月裏，表現出來的容、實、創、持人文精神。具體言之，它有如下四大特征——
壹曰“容”。“黃帝精神” 之“容”，非同壹般，廣涵從“和與合”出發的包容、兼容、寬容多義。“幼年”黃帝生息於青甘高原；“成年”黃帝東漸中原，開發大河沃野，努力“修德振兵 ”，名揚新石器時代。經敗炎帝、殺蚩尤等無數征戰，黃帝最終壹統中原，改變了中原各氏族部落漫無統紀的紛亂狀態。四方部落爭往歸之，“鹹尊軒轅為天子” 25。尤應稱道的是：黃帝大度能“容”，恩威兼濟，征戰中，大搞“統壹戰線”，既調動胞族諸部，更聯合神農、西羌、東夷，以及有媯氏等壹切可用之力；征戰後，則廣“容”我、友、敵眾多部落，特別安撫歸附其下之各氏族部落，甚至力排本族眾議，不惜改變少典氏固有“熊”圖騰，崇尚“龍蛇”圖騰。本義“雜色 ”之“龍”，組詞能力極強，以其打頭之詞語，僅《漢語大詞典》即達754個；至於“跑龍套、壹條龍、成龍配套、車水馬龍”等，則徑直義涵“聚零為整”。黃帝取“龍”之“雜”，更見於行：征戰前、後，均未停止向各氏族部落學習交流生產、生活之道。如，受蚩尤啟發，“采首山銅，鑄鼎荊山下”，26趕上並超越蚩尤煉銅術；向東夷傳授農耕，與之並肩互補，日益融合。大體可以講：黃帝往下繁衍，而為夏周；殷人（商族）自稱祖先為玄鳥，還有以鳥為圖騰的有虞氏（舜），當屬東夷後裔。黃帝漸融東夷，久而孕育壹個新的更為龐大、強大的族群——夷夏。夷夏即華夏，主要包容夷、夏兩族，自然亦包容此前所陸續融合的眾多氏族部落。總之，“黃帝”的非凡氣度，以千“容”萬包之閎，而顯消銅化鐵之概。
二曰“實”。“黃帝精神” 之“實”，義蘊現實、篤實、踏實等方面。《史記》未將“黃帝”列入“三皇”，而作“五帝”之首，竊以為，其至要原因，即在黃帝擁有他“帝”（更別講諸“皇 ”）所無之“實”。黃帝已遠離傳說“虛幻”，而為實實在在之“人王”。“黃帝”直面紛亂現實，奮起兼並群雄，壹統中原；之後，仍立足現實，全力指揮後妃及賢能，解決部眾衣食住行生活大計——制絲、績麻制衣以禦寒；植五谷27、養禽畜以充饑；作杵臼、斧竈、沙甑以司熟食28；建房舍、營殯葬，以棄野居、無葬29；制大輅（車）以為法駕；化弧刳木為舟，以濟大川30……所思所念、所作所為，盡皆面對“實”際、腳踏“實”地、著眼“實”用、篤求 “實”惠，不浮躁，不弄虛，始終以“實”為律己準繩、治世根本。
三曰“創”。“黃帝精神” 之“創”，由勇創、先創、獨創組成三維立面。孫中山贊黃帝“中華開國”之“開”，即“創立”之謂。黃帝“開國”，以“創”為本，“創”在開勇決、開先河、開獨到。面對中原氏族部落漫無統紀，紛亂不堪，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心通道，未嘗寧居”，勇決兼並群雄，壹統天下，將“四海之內，分為方國” 31，首“開”畫野分州、經土設井、立步制畝之“建國”先河32；同時，竭力倡導並躬行科學技術發明、文化藝術研創，諸如：研造軍用指南車，同風後研兵法33，命榮猿鑄十二鐘，命羲和、常儀、臾區研觀天象，命史官倉頡造字34，命伶倫造律呂，命大容作鹹池之樂，命隸首興算數，命容成定歷法35，命大橈探五行、作甲子，與歧伯研作《內經》36，命巫彭、桐君處方藥，命俞跗、雷公究息脈37，命巫彭、桐君處方藥，……從天到地、從武到文、從虛到實、從微到巨，事事、處處“敢天下先”，創天下“獨”。其勇決作為、先驅氣概、獨到匠心，皆堪言“創”史之最。
四曰“持”。“黃帝精神” 之“持”，旨在“力持”，表現為持正、持重、持久。黃帝“順天地之紀”，“持”平正之心，“置左右大監，監於方國”38，設置官職、巡視四方，首開民不懷私、官不習偽、市不虛價、城郭不閉，風雨應時而來，“凡日月普照之下，均為黃帝之民”的“極治”39。黃帝分建眾子，控制方國，正如《史記》所言 “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並非凡其子盡皆“得姓”，而是準繩在握、持重老成。《春秋·命歷序》說黃帝“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據考，“自裴李崗文化至‘中華開國’，黃帝的創業史當長達兩千年”。40歲月漫長，世系多變，而其“開國”之誌、之為，卻賡續不輟，“持久”不渝。黃帝的“開國” 偉業，廣及上述立國鴻圖及大量劃時代發明、創造，斷難壹氣呵成，*的是長積時日，鍥而不舍，“持”之以恒。
本文所以如上歸納，原因有二：第壹，四“征”形成並縱貫黃帝“開國”兩千余年全過程，早已成熟為堪稱完整的“精神體系”；第二，四“征”的作用與影響，非止於“開國”黃帝時代，還悠悠賡續於後黃帝世代子孫。其生命力、認同感，毋庸置疑。內蘊四“征”的“黃帝精神”，壹脈傳承五千年，已被中華民族奉為至尊精神文化遺產。
復歸“精神”的裏程碑大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