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真和尚簡介
鑒真（又做鑒真），俗家覆姓淳於，據說是春秋戰國時代淳於髡的後裔，出生於唐武後垂拱三年（公元687年）的揚州江陽縣（今江蘇江都縣），卒於唐代宗廣德元年（公元763年），世壽七十六。是第壹位將中國佛教戒律，傳入日本的唐代高僧，為日本律宗初祖，世稱過海大師、唐大和尚。壹生致力於講律傳戒，雖歷經五次東渡失敗，甚至雙眼失明，仍不改其誌，壹心壹意要將戒律弘傳東瀛，終在六十七歲時，第六次渡海成功抵日，受到日皇敕封為「大和尚」，專職整頓日本僧伽制度，培養律學人才，確立日本佛教的戒律尊嚴與傳統，成為日本律宗的開宗始祖。
淳於鑒真，十四歲時，到揚州大雲寺省視出家多年的父親，看見莊嚴慈祥的佛像與幹凈整齊的大殿，感動夙心，遂發出家之誌，經父親允許，禮智滿禪師（公元551年-公元628年）出家為沙彌，專研五明，即內明（佛學）、聲明（語言學）、因明（邏輯學）、醫方明（醫藥學）和工巧明（工藝學），又學習歷法算術等科學技藝。唐中宗神龍元年（公元705年），十八歲的鑒真，從道岸律師（生卒年不詳）受菩薩戒，學習戒律、醫學與建築，深得旨趣。兩年後，遊學於高僧薈萃的東都洛陽、西京長安；二十壹歲，於長安的實際寺依荊州南泉寺的弘景律師（公元634年-公元712年）受具足戒，爾後，參學於荊州玉泉寺，研究天臺止觀。
鑒真潛心向學，短短幾年就學遍三藏教法，後又跟隨融濟律師（生卒年不詳）研習道宣律師（公元596年-公元667年）的《四分律行事鈔》、《羯磨疏》、《量處輕重儀》；再從義威、智全、大亮等律師深究相部律宗法礪的《四分律疏》。凡此研墨理紙，對於日後鑒真發揚律學助益甚深。除精通佛教戒律和義理之外，他對於岐黃醫道、書法、佛教建築和藝術方面等專業知識，也有很深的造詣。
開元二十壹年（公元733年），鑒真隨道岸律師自長安返回揚州龍興寺（即大雲寺），此後十年間，於江淮地區講律傳戒、弘揚律學，成為繼道岸之後，獨步江淮的律學大師。此外，他先後主持龍興寺、大明寺法務，廣開法筵，並在寺中附設慈善醫療機構，自制各種散丸膏丹，救濟孤苦貧民。據《東征傳》的統計，自唐玄宗開元二十壹年到離開中國的天寶十二年（公元753年），整整二十年內，鑒真前後講大律並疏四十遍，造立寺舍，供養十方僧眾；造佛菩薩像無數，縫納袈裟千領、布袈裟二千余領，供送五臺山僧；設無遮大會，開悲田救濟貧病，啟敬田供養三寶，從他受戒皈依者達四萬有余，可說是壹位集慈悲和智慧的大德高僧。
唐玄宗天寶元年（公元742年），來華留學的日僧榮睿（生卒年不詳）、普照（生卒年不詳）從道航法師（生卒年不詳）處得知鑒真為當代高僧，便前往揚州大明寺，敦請鑒真到日本傳戒講學，鑒真為弘大法，寧冒生命危險蹈海赴日，其無畏無私的精神，感動弟子數十人，追隨他壹起東渡傳戒，護持正法。然而，唐時訂有國禁，百姓不能私自出國。鑒真未取得國家認可而想渡海赴日，可謂艱險重重。
從天寶二年到天寶七年（公元743年至公元748年），鑒真五次東渡日本都遭挫。天寶十二年（公元753年）十月，鑒真已六十六歲，日本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公元706年-公元778年）、吉備真備（公元695年-公元775年）等到揚州拜訪，祈請再次東渡傳戒，鑒真欣然應允，由於此次啟航準備完善周密，於次年二月，壹行人等終於抵達當時日本首都奈良，日皇欽定東大寺給鑒真居住，並諭令他為東大寺的大僧都（即大和尚），並詔賜「傳燈大法師」的尊號。同年，鑒真於東大寺毗盧遮那殿築設戒壇，先後為日本天皇、皇後、皇太子及高級官員傳授菩薩戒，又為日本沙彌四百四十余人授戒，此為日本佛教史上正式傳戒的開始。不久，鑒真又於佛殿西邊的下野藥師寺、築紫觀世音寺等地創設戒壇，時稱「天下三戒壇」，廣開法席傳戒講律，壹時受戒之風彌漫日本全境。天皇又下詔布施壹百町水田供鑒真建立道場，即「唐招提寺」，為日本律宗的第壹座寺院；而鑒真，自此成為日本傳佛誡律之始祖。據《唐大和尚征東傳》載：「從此以後，日本律儀，漸漸嚴肅，師資相傳，遍於寰宇，如佛所言，我佛弟子，輾轉行之，即為如來常住不滅，亦如壹燈燃百千燈，暝者皆明明不絕」。天平寶字七年（唐代宗廣德元年，公元763年）五月初六，鑒真於方丈室內，面向西方，盤腿而坐示寂。
綜觀鑒真東渡弘法的偉大成就，在於對日本佛教的流傳和日本文化的變革起到關鍵性的作用，他隨行攜帶的《華嚴經》、《涅槃經》、《四分律》等四十八部經典，和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王獻之行書真跡等，使得中國書法藝術在日本發揚光大。同時，鑒真精通病理醫學，尤擅草本，他的漢藥藥方也為日本醫藥開創新領域，至今仍有《鑒真上人秘方》壹卷流傳於世，日本醫藥界更尊鑒真為始祖。
再者，由他親自指導所建立的唐招提寺，也成為日後日本佛教藝術的典範，寺中的佛像與建築更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財」，對日本的佛殿建築和藝術貢獻卓越。更重要的是，鑒真東渡弘法時，所攜往日本之大量佛教經像、藥物、藝術品等，對發展日本醫學、雕塑、美術、建築、繪畫、書法等皆有相當貢獻。同時，跟隨他東渡的中國畫師、雕檀、刻鏤、鑄寫、繡師、修文、鐫碑等工藝名匠，更將日本文化、造像和藝術全盤唐化，對於當時和後世的中日文化交流，皆產生巨大且深遠的歷史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