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三十年三月五日，會試發榜。榜上有名者***52人，均為江南考生，是為南榜（春榜）。北方舉子開始議論紛紛。三月殿試又取福建閩縣陳某為狀元，北方舉子大嘩，認為主考官劉三吾、白信蹈是南方人，因此袒護南方人。群情激奮的考生，將皇榜打得七零八落，隨後又到禮部示威。錦衣衛趕來鎮壓。街頭巷尾貼滿了指責主考官偏袒同鄉，必有隱情的傳單。把個南京城弄得壹團糟。 朱元璋接到奏報，震怒異常，親自查問主考官劉三吾。劉三吾對朱元璋說：“元朝統治北方壹百多年，使其文化遭受極大摧殘。近年來，北方遠不如南方，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南優北劣也為正常。”朱元璋卻不聽他的，找來翰林院侍講張信，命他帶領侍講戴彜、右贊善王俊華、司直郎張謙等人，於落第試卷中每人再各閱十卷，增錄北方人入仕。但經復閱後上呈的北方試卷仍文理不佳，並有犯禁忌之語。張信向朱元璋如實稟告復查結果，認為南北考生成績相差確實懸殊，就連黃榜最末壹名也比北方的優秀者高出許多。並且認為以文章定優劣，以成績排名次，是國家科考的慣例，不應有地域照顧。如今北方舉子成績僅能列後，因此不能更動。
這時，有人秘告說劉三吾、白信蹈暗囑張信等人故意以陋卷進呈。朱元璋大怒，隨即安排刑部調查。刑部在嚴刑逼供下終於搞出了壹個六百多人徇私舞弊、行賄受賄的名單及證詞。朱元璋竟然稱考官及先前負責調查之人與十幾年前的胡惟庸案、藍玉案有牽連，於是做出了決定：白信蹈、張信以及同科試官二十多人，全部淩遲處死。劉三吾因年事過高，發派充軍，以老戍邊。所選52名南方貢士全部罷黜，名列榜首的考生陳某以行賄罪問斬，至於受牽連者不下千人。
同年五月，朱元璋又親自圈點出六十壹名貢士，第壹名是河北的韓克忠，第二名是山東的任伯安，六十壹名貢士中竟無南方舉子壹人，是稱北榜（夏榜）。為避免此類事件再次發生，於洪熙元年設立南北卷制，南卷取60%，北卷取40%。至此，南北榜案全部終結。 清順治十四年（1657年）八月，順治帝派方猶、錢開宗主持江南鄉試。丁酉年江南鄉試放榜後，落第士子們群集江南貢院門前抗議。江南書坊中還刻了壹部傳奇小說《萬金記》。方字去點為萬，錢字去邊旁為金，萬、金二字，指的就是方猶、錢開宗二主考。書中極力描繪了科場中行賄受賄的情狀。順治得悉江南科場醜事後，當即下令：“方猶、錢開宗並同考試官，俱著革職，並速拿來京，嚴行詳審。”為鑒真假，順治帝決定親自在北京主持復試該科江南中舉的全部考生。參加復試者每人都身帶刑具，並且派遣大量軍士在現場看守每壹位舉人，已經把他們全部當成罪犯了。考場氣氛極其緊張。當時已值冬天，考場的舉人們凍得渾身發抖，但也不敢吱聲。就是這次復試的結果使人覺得此案有冤情在內。復試結果，24人被罰停會試，但因成績勉強通過，被準做舉人；只有14人未獲通過，革去舉人；***有74人準許參加會試。應該說成績差強人意，但順治壹看結果，反而認定江南鄉試有假，於是下令將方、錢二人立即正法。另外8人也受到全家流放黑龍江寧古塔的處分。
江南名士吳兆騫看不慣上朝如此愚弄考生，特別是當他走進瀛臺，看到考場像刑場的感覺後，將筆壹扔，竟當場交了白卷。這下可激怒了順治皇帝，故也把他流放到寧古塔。如今，這壹案件已被眾多史學家稱為“科場蜚聞案”，意思是這應該是壹場冤案。88人參加復試，74人的通過率，應該算不錯了。並且落第的那14人中，不乏吳兆騫這樣的江南名士。 清朝康熙年間，江南貢院發生了壹起震驚朝野的科場舞弊案。這件案子涉及面廣，把部省壹級的官員都卷進來了，案情忽明忽暗，撲朔迷離，轟動壹時。
原來，江南鄉試的主考官受賄出賣舉人功名，閱卷人通夥作弊，為此江南士子大嘩，出於義憤，把考場匾額上的“貢院”兩字塗寫成了“賣完”；還有的考生將財神泥像擡到夫子廟裏。此事傳到皇帝康熙耳裏，龍顏大怒，立即派大臣火速赴江南，定要查個水落石出。然而此案牽涉到封疆大吏和兩江總督，故壹拖再拖，兩批飲差大臣都未能完成使命。最後還是康熙親審科場案，才判決兩江總督革職聽差，科場舞弊人員壹律處斬。 陳獨秀，這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當年也曾來到江南貢院參加科舉考試。而正是這次考試，成為他人生壹個重要的轉折點。考場中那“壹兩個鐘頭的冥想經歷”，成為他“由選學妖孽轉變到康梁派之最大動機”。他以自傳體形式記錄下這次經歷，今天讀來十分有趣，發人深省 。 除八股文之外竟有如此活潑的文章 陳獨秀，1879年出生，安徽懷寧（今安慶市）人。字仲甫，譜名慶同，科舉名乾生，留學日本時名由已，辦《安徽俗話報》時名三愛，辛亥革命後始名陳獨秀，其筆名重甫、仲子、實庵、由民、頑石、撒翁、獨秀山民等。
陳獨秀從小就在祖父的啟蒙下讀書。思想守舊、脾氣古怪的祖父，在陳獨秀的腦海裏印象十分深刻。在《實庵自傳》中，他寫道：
我從六歲到八九歲，都是這位祖父教我讀書。我從小有點小聰明，可是這點小聰明卻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讀書，他從來不大註意，獨獨看中了我，恨不得我壹年之中把《四書》、《五經》都讀完，他才稱意。《四書》、《五經》還罷了，我最怕的是《左傳》，幸虧這位祖父或者還不知道三禮的重要，否則會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書背不出，使他生氣動手打，還是小事；使他最生氣，氣得怒目切齒幾乎發狂，令人可怕的是我無論挨了如何毒打，總壹聲不哭。……我的母親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淚，可是母親並不像祖父那樣對我悲觀，總是用好言勸我，說道：“小兒，妳務必好好用心讀書，將來書讀好了，中個舉人替父親爭口氣。妳的父親讀書壹生，未曾考中舉人，是他生前壹樁恨事！”我見了母親流淚倒哭出來了。
但未等陳獨秀參加科考，祖父陳章旭就去世了。家人又為陳獨秀請來了多位塾師，但都不滿意。後來，陳獨秀便隨哥哥陳慶元繼續讀書。哥哥慶元長獨秀5歲，是府學廩貢生，為人忠厚老實，有壹定才識。他知道陳獨秀不喜八股文章，因此，除經書以外，還教陳獨秀《昭明文選》。
陳獨秀初讀《昭明文選》時，“也有點頭痛”，但沒多久就讀出味道來了。《昭明文選》是南朝梁代文學家蕭統主持編選的壹部大型詩文總集，錄選先秦至梁800年間詩文、辭賦和雜文的代表作。陳獨秀從《昭明文選》中領悟到，“除八股文之外竟有如此活潑的文章”，於是就越發憎惡八股文。 蒙住了博學的主考官 但是，在那個年代裏，中舉人、中狀元是讀書人出人頭地的唯壹途徑，壹個人不追求功名，必將遭到別人的白眼。
在封建文化氛圍的鉗制和高壓下，陳獨秀只得走上前人所走的老路。不久，陳獨秀初考童生被取為案首，但是他厭惡八股之心不泯。參加院試時，進了考棚，揭開題目壹看，考題相當古怪，是“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的截搭題。對這種不通的題目，陳獨秀“就用不通的文章來對付”。他搜腸刮肚，“把《昭明文選》上關於鳥獸草木的難字和《康熙字典》中佶屈聱牙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壹，牛頭不對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滿了壹篇皇皇大文”。陳獨秀回到家中，把底稿交給他大哥看。大哥看了文稿後，“皺著眉頭足足有個把鐘頭壹聲不響”。他們本以為必然落第，誰知文章的艱澀難懂蒙住了“博學”的主考官，竟然錄取陳獨秀為第壹名。捷報傳來。他母親樂得掉下眼淚，家人和親朋好友也趕來慶賀。人們都誇贊陳家“祖墳風水好”，還煞有介事地稱贊安慶城外的寶塔是陳家祖墳前的壹管巨筆。
陳獨秀考中秀才的第二年，即1897年，甲午戰爭的硝煙還未散盡。這壹年，光緒加試“江南鄉試”恩科開考在即。陳獨秀隨哥哥陳慶元等人，各懷復雜的心情前來南京。在他們乘坐的輪船上，壹面掛著寫著“奉旨江南鄉試”6個大字的小黃旗在隨風凜凜起舞。 三場九天的考場之怪現狀 到了南京，陳獨秀跟著大哥由浦口上岸，渡過江來，經儀鳳門（今興中門）入城。高大的城樓及平闊的街道，使陳獨秀這個初次進城的鄉下秀才大開眼界，驚嘆不已。原先那座曾經很讓他崇拜的安徽省城安慶，相比之下簡直就是個江邊小鎮，顯得十分土氣。不過，南京街道兩旁房屋矮小破爛、人煙稀疏、市景荒涼，這景象卻和安慶差不了多少。陳獨秀後來回憶道：“唯壹的交通工具只有小驢子，跑起路來，驢子頭頸上壹串鈴鐺的叮當聲和四個小蹄子的噠噠聲相應和著，坐在驢背上的人似乎都有點詩意。”
因鄉試開考在即，南京街頭驟然增加了許多背著大包小箱的人，加上受甲午戰敗巨額賠款的影響，這裏物價也日見高漲。陳獨秀駐足在夫子廟秦淮河畔，貪婪地望著這塊六朝金粉地，十裏秦淮河的水散發著陣陣水腥氣，河面上泊著遊舫，有的精致，窗欞子雕龍鏤鳳；有的破爛，烏篷船似的。船頭船尾三三兩兩立的、坐的大姑娘小媳婦，花枝招展，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初來乍到的陳獨秀怕走散，看了會景色以後便隨大哥壹起離去。
在《實庵自傳》中，陳獨秀以辛辣的筆觸，生動刻畫了3場9天的考場之中形形色色的“怪現狀”：
我背了考籃、書籍、文具、食糧、燒飯的鍋爐和油布，已竭盡了生平的氣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領試卷，我便會在人叢中擠死。
壹進考棚，三魂嚇掉了兩魂半，每條十多丈長的考筒，都有幾十或上百個號舍，號舍的大小仿佛現時警察的崗棚，然而要低得多，個子長的站在裏面要低頭彎腰的，這就是那時科舉出身的大老以嘗過“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裏面七齊八不齊的磚墻，自然裏外都不曾用石灰泥過，裏面蜘蛛網和灰塵是滿滿的……坐進去拿壹塊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寫字臺，睡起覺來不用說，就得坐在那裏睡。……
那壹年南京的天氣，到了八月中旬還是奇熱，大家都把帶來的油布掛起來遮住太陽光，號門緊對著高墻，中間只能容壹個半人來往的長巷，上面露著壹線天，大家掛上油布之後，連這壹線天也壹線不露了，空氣簡直不通，每人都在對面墻上掛起燒飯的鍋爐，大家燒起飯來，再加上赤日當空，那條長巷便成了火巷……
有壹件事給我的印象最深，考頭場時，看見徐州大胖子，壹條大辮子盤在頭頂上，全身壹絲不掛。腳踏壹雙破鞋，手捧著試卷，在如火的長巷中走來走去，走著走著，上下大小的腦袋左右搖晃著，拖長著怪聲念著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得最得意處，用力把大腿壹拍，蹺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名落孫山 這位搖頭晃腦、“今科必中”的胖考生，竟讓年輕的陳獨秀呆看癡想了壹兩個鐘頭，把應試壹事丟在了腦後。後來，陳獨秀在回憶這段經歷時，頗為感慨地記道：“在這壹兩個鐘頭當中，我並非盡看他，乃是由他聯想到所有考生的現狀；由這些怪現狀聯想到這般兩足動物得了誌，國家和人民如何遭殃；因此，又聯想到所謂揄才大典，簡直是隔幾年把這班猴子狗熊搬出來，開壹次動物展覽會；因此又聯想到國家壹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這般毛病。……這便是我由選學妖孽轉變到康梁派之最大動機。壹兩個鐘頭的冥想，決定了我個人往後幾十年的行動。”
此次江南鄉試，陳獨秀當然名落孫山。他不僅不懊喪，反覺“意外有益”。第二年，他考入杭州“求是書院”，後因有反清言論被逐回南京。在南京，他結識了正在南京陸師學堂學習的章士釗等人。1901年，陳獨秀第壹次東渡日本，逐漸步入了他的政治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