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鄭簠時風隸書
早年的金農，初到揚州受時風的影響，原本“不善”書寫的他選擇最便捷、最速成的方式，直接學習當時揚州隸書高手鄭簠。從《夏承碑》入手，進行反復臨摹。《範石湖句隸書軸》就是金農早期的隸書代表。從整幅作品看，其結體、用筆、章法無不透露出鄭簠的影子。與清代其他隸書相比，鄭簠隸書更接近漢隸筆意，結體高低錯落，參差變化，用筆輕重得當，揮灑自如，擺脫了元明時期對隸書處理平板、均勻的束縛。更大的改變是在章法上深入理解和借鑒漢代人習書時字距寬、行距密的排布特點。與鄭簠隸書相比，金農此幅《範石湖句隸書軸》主筆更為突出，如“過”、“汲”、“彎”、“朱”等字的波、挑處理地更加流動飄逸、輕松自如、神采飛揚，金農的《範石湖句隸書軸》比鄭簠的《韓愈詩軸》高出壹籌，而《王彪之井賦》雖有鄭簠的痕跡，但筆畫的獨到處理足以看出金農對隸書的理解能力。
二、漢碑書風隸書
? 積極進取的金農不滿於現狀，在隸書上廣下功夫，廣泛臨習漢代《華山北》、《乙瑛碑》、《郙閣頌》等碑。尤其將《華山碑》作為終生臨習的對象。正如金農自己所說，“會稽內史負俗姿，字學荒疏笑騁馳，恥向書家作奴婢，華山片石是吾師”。或許正是金農這樣不甘為“奴書”、“婢書”之人的生性，才有他對金石碑版的執著，才能看到壹個書體多面手的金農。
《王融傳》、《王秀傳》是金農在遊歷過山西到達曲阜後寫的。或許壹路在北方的遊歷給創作帶來些許靈感，才得以創作出這兩件精美的作品。此期的作品完全看不出初學鄭簠時時風的痕跡，其用筆圓活、靈動自如。與之前《範石湖詩隸書軸》相比，多了幾分成熟，少了些許輕率、恣肆。可算得上是金農隸書成熟的標誌。仔細觀察此作，不僅有漢碑的神采，而且還有20世紀出土的漢簡韻味，足以見證金農對漢代金石碑版透徹的理解力。李在銑這樣評論金農：“筆筆從漢隸中來，意味深長，耐人尋繹，世以為怪，友亦以怪。怪世人，以不怪為怪也”。王瓘題跋曰：“漢人分法，自趙宋以後，遂失自傳。趙松雪、文征明，偶壹為之，但取方整而已。至鄭谷口，力求復古，用筆純師《夏承碑》，深得漢代技法。沿及雍乾之際，善隸者人人宗之矣。能出其範者，冬心先生，始亦從此步入，後見《西嶽華山碑》，筆法為壹變。此冊運筆結字純師《華山碑》，間亦有芝英筆體流露毫端，蓋習氣既久，未能遽然欲盡也。至匠心獨運，精妙入神處，實不愧為中郎入室弟子。安吳書評僅列能品，猶未許為知音也”。由此可知，金農隸書造詣高超，與時人比更勝壹籌。
三、魏體隸書
勇於探索的金農是不可能陶醉於已有的成就而孤芳自賞的，所以我們看到了48歲以後的金農憑借著對金石碑版的理解，創造了“魏體隸書”，此期的代表作有《王尚書隸書冊》、《牛戩傳記》。其作品筆畫粗細幾乎壹致，字形結構成瘦長體勢，每字最後壹筆似出未出，極有漢簡韻味，波挑收尾處嘎然而止，行筆爽勁果斷，表現出蒼茫、敦厚、質樸、簡潔的風格，作品用豎線隔開，章法儼然有序，此期間創作為以後漆書的出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四、“漆書”隸書
? 金農不落窠臼，50歲之後創造了“前衛”的書體“漆書”，當初以詩畫自居的金農萬萬沒想到在幾百年後他會成為“漆書”的“代言人”。直到晚年，其漆書達到最高峰。金農在“漆書”上的成就並不是壹蹴而就的，而是壹步步有稚嫩走向成熟。我們從以下三個時期分析金農的“漆書”。
? （壹）、“漆書”創作初期。此期的代表作品，《司馬光佚事軸》是由魏體隸書到漆書的過渡作品。其用筆圓潤，橫畫著意加寬，筆鋒側臥掃過。從作品中可以看出起筆已有“斬截”之法的雛形，收筆開始運用“倒薤”式露鋒，對墨色也有所講究，有飛白之筆出現，字形上個別字如“嵩”、“香”呈瘦長體勢，已有“漆書”的元素。
? （二）、“漆書”創作的過渡期，《記沈周敘事軸》、《二體書冊》（圖7）是同壹時期的作品，最能體現其過渡時期的特點。作品以“掃刷”過的扁平筆畫代替原隸書“八分”的圓潤和豐腴。“斬截”與“倒薤”的起收筆得到完美而徹底的釋放，用筆果斷而熟練，結體高低錯落富於變化。
? （三）、“漆書”成熟期。《童蒙八章》是其65歲所作，從《記沈周敘事軸》到《童蒙八章》，金農壹直不斷完善其中的細節。《童蒙八章》與《二體書冊》壹樣，都是長卷作品，縱向只寫兩個字。其橫畫用筆果斷、爽勁，從左到右直切而過，豎畫則表現得含蓄、細膩、穩重。其撇畫的“倒薤”筆法最為突出，增加了字的粗細變化，與之前漆書相比多了幾分活潑與變化。字形收放自如，如“晨”、“童”、“羣”等字雖肆意拉長，但因橫豎畫之間的反差對比而毫無違和感。此作在用墨上也有壹定講究，“濃墨”、“飛白”是其最直接的體現方式。金農70歲以後所寫的《題昔邪之廬壁上詩》章法與十年前的《童蒙八章》是壹致的，但是筆畫的細節處處理有所不同，最明顯的橫畫在行筆過程中不斷抖動而形成了細致的波浪線，自然中透露著凝練，此書可以視為金農“漆書”的最終表現形式。
金農隸書的形成絕非偶然，體現了他對書法敏銳的理解和對藝術超乎尋常的領悟。金農在多種書體齊頭並進，對其“漆書”的發展有積極的作用，其“漆書”雖然並沒有像漢代隸書那樣成為稱贊臨摹的典範，甚至還飽受爭議，但是絲毫不會埋沒其在書壇的地位，其藝術成就和創造能力都首屈壹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