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鄭簠時風隸書
早年的金農,初到揚州受時風的影響,原本“不善”書寫的他選擇最便捷、最速成的方式,直接學習當時揚州隸書高手鄭簠。從《夏承碑》入手,進行反復臨摹。《範石湖句隸書軸》就是金農早期的隸書代表。從整幅作品看,其結體、用筆、章法無不透露出鄭簠的影子。與清代其他隸書相比,鄭簠隸書更接近漢隸筆意,結體高低錯落,參差變化,用筆輕重得當,揮灑自如,擺脫了元明時期對隸書處理平板、均勻的束縛。更大的改變是在章法上深入理解和借鑒漢代人習書時字距寬、行距密的排布特點。與鄭簠隸書相比,金農此幅《範石湖句隸書軸》主筆更為突出,如“過”、“汲”、“彎”、“朱”等字的波、挑處理地更加流動飄逸、輕松自如、神采飛揚,金農的《範石湖句隸書軸》比鄭簠的《韓愈詩軸》高出壹籌,而《王彪之井賦》雖有鄭簠的痕跡,但筆畫的獨到處理足以看出金農對隸書的理解能力。
二、漢碑書風隸書
? 積極進取的金農不滿於現狀,在隸書上廣下功夫,廣泛臨習漢代《華山北》、《乙瑛碑》、《郙閣頌》等碑。尤其將《華山碑》作為終生臨習的對象。正如金農自己所說,“會稽內史負俗姿,字學荒疏笑騁馳,恥向書家作奴婢,華山片石是吾師”。或許正是金農這樣不甘為“奴書”、“婢書”之人的生性,才有他對金石碑版的執著,才能看到壹個書體多面手的金農。
《王融傳》、《王秀傳》是金農在遊歷過山西到達曲阜後寫的。或許壹路在北方的遊歷給創作帶來些許靈感,才得以創作出這兩件精美的作品。此期的作品完全看不出初學鄭簠時時風的痕跡,其用筆圓活、靈動自如。與之前《範石湖詩隸書軸》相比,多了幾分成熟,少了些許輕率、恣肆。可算得上是金農隸書成熟的標誌。仔細觀察此作,不僅有漢碑的神采,而且還有20世紀出土的漢簡韻味,足以見證金農對漢代金石碑版透徹的理解力。李在銑這樣評論金農:“筆筆從漢隸中來,意味深長,耐人尋繹,世以為怪,友亦以怪。怪世人,以不怪為怪也”。王瓘題跋曰:“漢人分法,自趙宋以後,遂失自傳。趙松雪、文征明,偶壹為之,但取方整而已。至鄭谷口,力求復古,用筆純師《夏承碑》,深得漢代技法。沿及雍乾之際,善隸者人人宗之矣。能出其範者,冬心先生,始亦從此步入,後見《西嶽華山碑》,筆法為壹變。此冊運筆結字純師《華山碑》,間亦有芝英筆體流露毫端,蓋習氣既久,未能遽然欲盡也。至匠心獨運,精妙入神處,實不愧為中郎入室弟子。安吳書評僅列能品,猶未許為知音也”。由此可知,金農隸書造詣高超,與時人比更勝壹籌。
三、魏體隸書
勇於探索的金農是不可能陶醉於已有的成就而孤芳自賞的,所以我們看到了48歲以後的金農憑借著對金石碑版的理解,創造了“魏體隸書”,此期的代表作有《王尚書隸書冊》、《牛戩傳記》。其作品筆畫粗細幾乎壹致,字形結構成瘦長體勢,每字最後壹筆似出未出,極有漢簡韻味,波挑收尾處嘎然而止,行筆爽勁果斷,表現出蒼茫、敦厚、質樸、簡潔的風格,作品用豎線隔開,章法儼然有序,此期間創作為以後漆書的出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四、“漆書”隸書
? 金農不落窠臼,50歲之後創造了“前衛”的書體“漆書”,當初以詩畫自居的金農萬萬沒想到在幾百年後他會成為“漆書”的“代言人”。直到晚年,其漆書達到最高峰。金農在“漆書”上的成就並不是壹蹴而就的,而是壹步步有稚嫩走向成熟。我們從以下三個時期分析金農的“漆書”。
? (壹)、“漆書”創作初期。此期的代表作品,《司馬光佚事軸》是由魏體隸書到漆書的過渡作品。其用筆圓潤,橫畫著意加寬,筆鋒側臥掃過。從作品中可以看出起筆已有“斬截”之法的雛形,收筆開始運用“倒薤”式露鋒,對墨色也有所講究,有飛白之筆出現,字形上個別字如“嵩”、“香”呈瘦長體勢,已有“漆書”的元素。
? (二)、“漆書”創作的過渡期,《記沈周敘事軸》、《二體書冊》(圖7)是同壹時期的作品,最能體現其過渡時期的特點。作品以“掃刷”過的扁平筆畫代替原隸書“八分”的圓潤和豐腴。“斬截”與“倒薤”的起收筆得到完美而徹底的釋放,用筆果斷而熟練,結體高低錯落富於變化。
? (三)、“漆書”成熟期。《童蒙八章》是其65歲所作,從《記沈周敘事軸》到《童蒙八章》,金農壹直不斷完善其中的細節。《童蒙八章》與《二體書冊》壹樣,都是長卷作品,縱向只寫兩個字。其橫畫用筆果斷、爽勁,從左到右直切而過,豎畫則表現得含蓄、細膩、穩重。其撇畫的“倒薤”筆法最為突出,增加了字的粗細變化,與之前漆書相比多了幾分活潑與變化。字形收放自如,如“晨”、“童”、“羣”等字雖肆意拉長,但因橫豎畫之間的反差對比而毫無違和感。此作在用墨上也有壹定講究,“濃墨”、“飛白”是其最直接的體現方式。金農70歲以後所寫的《題昔邪之廬壁上詩》章法與十年前的《童蒙八章》是壹致的,但是筆畫的細節處處理有所不同,最明顯的橫畫在行筆過程中不斷抖動而形成了細致的波浪線,自然中透露著凝練,此書可以視為金農“漆書”的最終表現形式。
金農隸書的形成絕非偶然,體現了他對書法敏銳的理解和對藝術超乎尋常的領悟。金農在多種書體齊頭並進,對其“漆書”的發展有積極的作用,其“漆書”雖然並沒有像漢代隸書那樣成為稱贊臨摹的典範,甚至還飽受爭議,但是絲毫不會埋沒其在書壇的地位,其藝術成就和創造能力都首屈壹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