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學研究漫談
1962年我從南開大學中文系畢業，考取四川大學研究生，專攻六朝唐宋文學。當時我潛心研究的對象，是在我國封建社會文化高漲時期湧現的世界級的偉大詩人。從童年時代起，我就深深迷戀著這些偉大詩人的不朽作品，並進而對中國古代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文化大革命”中斷了我的研究計劃。我被分配到軍墾農場勞動兩年，接著又當了十年中學教師。壹個偶然的機會使我轉向了新的研究領域。
1976年，我從中學被借調到《漢語大字典》編寫組工作，不久就接到壹項任務：從《敦煌變文集》中摘取編寫字典所需要的例句。就這樣，我初次接觸到本世紀初在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大量唐五代通俗文學作品，在驚異之中，從內心贊嘆唐代文學的博大淵深與豐富多彩。就在唐代偉大作家把詩歌和古文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的同時，在民間也有無數不知名的作者，正在創造著全新的通俗文學樣式，如象各種體裁的講唱文學、歌辭、白話詩等等，它們所代表的文學新趨勢，最終發展成為中國文學史後半期的主流。然而，這些在當時由人民群眾所創作和喜愛的通俗文學作品，卻遠遠沒有為今天的人民群眾所欣賞和接受，就是在專門的古典文學研究者中，也時時表現出對它們的隔膜和誤解。
這是有原因的。今天閱讀敦煌變文、王梵誌詩和其他敦煌俗文學作品，存在著三個主要障礙。壹是由於抄寫卷子的人文化水平低，原卷文字錯訛脫漏嚴重，其間還有許多當時民間流行的俗字，也增加了辨識的困難。二是其中使用了大量唐五代的口語詞匯，這在當時雖是壹聽就懂，今天的讀者卻感到難以索解。三是由於時代的變遷，它們反映的歷史背景和思想觀念，和我們有較大差距，例如其中有大量描寫佛教題材或表現佛教思想的作品，今天的壹般讀者就很難讀懂了。
近幾十年來，由於中國和外國幾代敦煌學者的努力，敦煌文學的整理和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績。例如王重民先生等編的《敦煌變文集》，就為我們提供了壹個經過初步校勘、比較完備可讀的變文總集，蔣禮鴻先生著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就是解釋變文中俗語詞的開山之作。我在接觸敦煌文學之初，所能看到的就只有這兩部著作，是它們把我引領進了敦煌學的殿堂。不過敦煌文學（這裏主要指敦煌俗文學）研究中有待解答的難題多如牛毛，因此我把繼續攻克這三個障礙作為第壹階段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務。
這就需要重新學習。我在中學和大學時代曾經如饑似渴地讀了許多書，有了壹定古代文化的根柢。這壹次則是埋頭通讀了若幹部篇幅浩繁的大書，例如《大藏經》，五代以前的正史，經部和子部的許多著作，《全唐詩》等總集讀了不止壹遍，《太平禦覽》本是供查閱的，我也逐條讀完，這就等於分門別類地讀了許多古佚書的殘文。在這個基礎上，再旁及別的雜著乃至某些較偏僻的著作。
曾經有研究生問我：妳啃大部頭的書，例如花上兩三年時間通讀《大藏經》，難道不覺得枯燥嗎？讀完以後，究竟又有多大的收獲呢？
這壹切都取決於怎樣去讀它。我在通讀《大藏經》以前，也曾猶豫過好壹陣子。可是要真正弄通敦煌文學中有關佛教的許多問題，這是最徹底的辦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因此壹咬牙，就讀下去了。每當遇到與此有關的材料，便欣喜異常，興趣大增；否則也會感到枯燥。不過很快我便發現，佛藏實在是壹座有待開發的大寶藏，從中可以得到多方面的收獲，原來的閱讀目的太狹窄了。舉例來說吧，歷代翻譯佛經的人，多數都不是漢族人，他們是從實際生活中學習漢語的，不可能象漢族士大夫那樣具有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素養，自然不可能象漢族士大夫那樣“掉書袋”。這就造成了漢譯佛經的壹個突出特點：其中保存了自東漢以來大量的珍貴的口語資料。因此，從佛經中搜集實例來和敦煌俗文學中的唐五代口語詞匯相印證，也成為我的壹件樂事。
又比如，在這以前我已精讀了《太平廣記》和大量筆記小說，記得魯迅先生曾舉出吳均《續齊諧記》中的“陽羨書生”的情節來源於佛經的著名例子，實際上中國早期小說和佛經的關系是十分密切的，從我積累的材料看，竟有若幹小說的情節是改造佛經故事，或受了佛經故事的影響而形成的。《紅樓夢》中王熙鳳毒設相思局的情節和《三笑》中秋香戲弄華氏兄弟的情節有相通之處，應該都是受了唐皇甫枚《三水小牘》中“卻要”故事的影響，而“卻要”故事卻是從《根本說壹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二所載長者妻戲弄五少年的故事移植而來，只是皇甫枚把這個故事完全中國化了，所以使人不容易發覺它另有來源罷了。從深壹層看，佛教的某些觀念已經深深地滲入了歷代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壹直延續到近代。
我在童年時代，常常聽到街坊大人責罵孩子，總是稱為“冤家”、“短命鬼”等，後來又讀了元雜劇《崔府君斷冤家債主》，並不覺得有什麽特別之處。及至研究王梵誌詩中“怨家殺人賊，即是短命子。……債主暫過來，征我夫妻淚”（《王梵誌詩校輯》七六首），這才認真探究這種觀念的來源，原來答案就在佛經之中。《五苦章句經》把“父子夫婦”等等各種關系歸結為“怨家”、“債主”等五種因緣，《眾經撰雜譬喻》中就記載了短命子向生母討還前世冤債的故事，影響所及，在我國小說中這類故事舉不勝舉。《太平廣記》卷壹二五《盧叔倫女》所寫的短命子，不但討還前世錢財，兼及父母的眼淚，這就是王梵誌詩中的“征我夫妻淚”。由此回想到《紅樓夢》第壹回中絳珠仙草“還淚”之說，就覺得不是無源之水了。
在我讀完《大藏經》，進行自我小結時，我認為兩年多的時間沒有虛擲，因為我不但積累了敦煌文學研究的許多寶貴資料，更重要的是從壹個側面，對於中國文化史有了更為真切和深入的認識，仿佛潛水員開始看到大海深處另壹個奇異的世界壹般。在我讀完其他大部頭著作時，也常有類似的感受。壹個治學者在學術的海洋中，壹旦領悟到融會貫通、豁然開朗的境界，天下樂事莫過於此了。
因此我對這位研究生說，妳如果要研究中國古代學術，趁著年紀還輕，下決心坐幾年冷板凳，啃幾部大部頭的基本書，這會使妳終生受益的。不要急功近利，但不是不要功利。讀書是為了研究和解決問題，因此壹定要帶著滿腦袋的問題去讀書，在讀書中搜集解決問題的資料，並且不斷地發現新的問題，搜集解決新的問題的資料，使知識象雪球般越滾越大，使已有的知識彼此搭橋，如此往復不已，就會逐漸形成自己的治學領域和治學門徑。
各種學術之間從來就不是隔絕的，現在學術研究已經顯示出綜合的趨勢。研究敦煌文學，如果不滿足於淺嘗輒止，那麽同時在語言、歷史、宗教、民俗……等等相關學科上也下壹番工夫，就是必要的。壹個人當然不可能門門精通，可是學識的深廣程度決定著學術成就的大小，卻是事實。我們只有通過永不疲倦的求知欲望去努力接近這個目標。
讀懂敦煌文學作品是研究敦煌文學的前提，由於敦煌寫本的特點，文字校勘和語詞詮釋就是深入研究的第壹步。陳垣先生指出校書四法：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而於理校法則曰：“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這些都是校勘敦煌寫本的基本方法，而在許多場合，往往只有正確運用理校法才能解決問題，而這不啻是對研究者學識的嚴格考驗。手眼的高低取決於基本功的深淺和知識面的寬窄。文字、音韻、訓詁之學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壹般的文字、音韻、訓詁之學未必夠用。例如字形相近是寫錯字的重要原因，可是寫本誤字往往與今體文字略不相似，因為它是和唐五代西北方音相近而寫錯了的。
又比如有的詞語非常眼生，辭書從無記載，然而並沒有寫錯，因為它是傳統訓詁學所忽略的口語詞匯。何況校勘並不單純是文字問題，首先是對文意的理解問題。這其中的問題五花八門，不打壹處來，研究者只有相應地拓寬自己的知識領域，才有可能應付裕如。
《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有這麽幾句：“獄中罪人，生存在日，侵損常住遊泥伽藍，好用常住水果，盜常住柴薪。”其中“遊泥”壹詞，我曾冥思苦索了好幾年，有壹天突然醒悟，原來應該是“淤泥”，“淤（汙）”字由於形近錯成了“遊”，“汙泥伽藍”是說把寺院弄臟。說穿了極其簡單，得來卻十分不易。因為我曾在佛經中幾次讀到弄臟寺院將受惡報的話，這才有可能茅塞頓開，否則以我之鈍根不慧，也許至今還在絞腦汁呢。
王梵誌詩中有這麽幾句：“積聚萬金花，望得千年有。不知冥道中，車子來相受。”有的文章認為“車子”錯了，應該改作“妻子”等等，卻不知道“車子”原是人名。幹寶《搜神記》卷壹○記載了這樣壹個故事：有個叫周擥嘖的人，命定貧窮。有壹天夢見天公可憐他，把命中註定屬於尚未出生的張車子的錢千萬，暫時借給他，從此果然逐漸成了富人。周家有個貧窮女雇工張嫗，在車房生了個私生子，取名車子。後來周家就逐漸窮了，而車子長大後卻成了富人，命中屬於張車子的財富終於還給了他。《文選》卷壹五張衡《思玄賦》雲：“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舊註也引張車子故事來解釋這兩句，李善註說見《鬼神誌》及《搜神記》。《抱樸子內篇?辯問》也說：“為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是也。”可見張車子故事自東漢以來，流傳十分廣泛，梵誌詩正是用了這個典故，說明貧富循環，皆由天定。研究者瀏覽偶有未備，就造成了錯改原文的結果。
文學作品是社會生活的反映，社會生活是紛繁復雜的，敦煌文學所反映的生活尤其如此，因此我們雖然以研究敦煌文學為方向，可是眼界始終要放得更開闊些，力求更多地了解那個社會的各個方面，乃至某些細節，實際上就是要透徹地了解產生敦煌文學作品的那個歷史環境。
王梵誌詩中還有這麽幾句：“佐史非臺補，任官州縣上。未是好出身，丁兒避征防。不慮棄家門，茍偷且求養。”這詩是寫佐史的，“茍偷且求養”究竟說的是怎麽壹回事呢？原來中國封建社會提倡孝道和尊老，唐代也有“侍丁”制度。
《唐六典》記載，凡是年滿八十、九十乃至百歲，分別給侍丁壹人、二人乃至五人，以盡終養。侍丁免除各種雜役，多取近親，但也可外取白丁充當。唐代品官的直系親屬有免役的特權，可是佐史是胥吏，“未是好出身”，沒有這種特權，他們的成丁子女是要服兵役的。然而佐史自有“避征防”的高招，那就是讓他們的子弟充當養老親的“侍丁”，這就是“茍偷且求養”，其中自然免不了移花接木等等手段，所以作者用了“茍偷”二字。當了侍丁就不愁離鄉背井，所以說“不慮棄家門”。
這樣看來，這幾句詩寫了佐史為子弟逃避兵役而走後門的普遍現象，可以補史書的漏載，加深對那個社會的認識。不過王梵誌詩的原文並沒有出現“侍丁”這類字眼，如果我們不是很熟悉唐代的制度，便很難讀懂這幾句詩了。梵誌詩中還有這麽幾句：“本巡連索人，樽主告平人。當不怪來晚，覆盞可連精。”這幾句詩中需要解釋的地方很多，這裏只解釋“索人”和“平人”。這兩處的“人”字其實都是重復記號，應該讀作“索索”和“平平”。但這仍然很難懂。
在《唐國史補》、《劉賓客嘉話錄》、宋竇蘋《酒譜》和《宋朝事實類苑》卷六壹引《贊寧要言》中，都曾提到唐高宗時壁州刺史鄧宏慶創制“平索看精”四字酒令的事，而“索索”和“平平”就在這四字之中。四字酒令的具體內容在宋代已經失傳，所以今天難言其詳，但是沿著它的提示繼續考索，就可以明白這首費解的詩，其實是寫飲酒行令之趣。妳看，能否讀懂壹首詩，關鍵就在於是否知道久已失傳的四字酒令這麽壹件小事。而要深入地研究敦煌文學，就要從弄清許許多多這類“小事”開始，進而在不同層次上不斷地分析和綜合，上下聯系，左右貫通，實現認識的飛躍，才能得出各種準確和全面的結論。
敦煌文學作品是古代人民的創作，經過壹千年的歷史塵埋，今天我們有責任恢復它原有的奪目的光彩。目前我正在寫作《敦煌變文選註》，集中了變文中的精華作品詳加詮釋，目的就是為更多的學者來研究這份珍貴文化遺產提供方便，也是為了使這份珍貴遺產能夠逐步走入今天的人民群眾之中。（原載《文史知識》198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