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小說的興盛肇端於梁啟超的倡導，是當事人提供的壹個重要證詞。而其描狀小說創作與翻譯的繁盛景況，雖窮形盡態，卻無誇張失實。不過，那畢竟只是同時代人的感性記述，尚不足以作為精確研究的依據。小說林社的主將徐念慈倒是有心人，曾經調查壹九○七年的小說出版情況，制成壹表，統計所得，為壹百二十二本。但此乃徐氏“以壹人耳目所及”(《丁未年小說界發行書目調查表》)，不免漏略；且僅止壹年，無法涵蓋全體，晚清小說的總數仍不可知。最早致力於晚清小說研究的阿英，資料收集既富，並嘗編纂《晚清戲曲小說目》，所言應最具權威。他對晚清小說的保守估計是，“到現在我們還能知道的印成單行本的小說，至少在兩千種以上”。他很看重這個基數，認為：“這是我們研究晚清小說應有的壹個基本概念。”(《略談晚清小說》)這已經較其壹九三七年刊行的《晚清小說史》估量的數字，“至少在壹千五百種以上”高了許多。不消說，數目的增長標示著研究的深入。
作為文學史家，阿英自是言必有據。可惜，壹九六三年，當他重新估計晚清小說單行本數量以後，未能有機會再次修訂初版於壹九五四年的《晚清戲曲小說目》。假如根據壹九五七年增訂本計算，其中的《晚清小說目》所收錄的創作與翻譯作品，***有壹千壹百零七種，離兩千種之數尚相距遙遠。這不禁讓我們慨嘆，用心之專、用功之勤如阿英者，以壹人之力，欲厘清晚清小說總量，亦有所不及，則此項工作之艱難可想而知。當然，由於“文革”這樣的突發事件，打斷了研究的進程，使阿英終於無法將原目增補完備，也令人備感遺憾。
正當國內研究中斷之際，遠在日本的樽本照雄先生卻選定晚清小說研究作為畢生事業。不僅個人專心致誌，而且有鑒於研究對象的龐雜、研究者的分散，立意創辦專門的學術刊物，以集結力量，集中展示學界的最新成果。壹九七七年十月，取名為《清末小說研究》(第八號起改名《清末小說》)的年刊創刊號出版。在《編者手記》中，樽本先生明確地界定了刊物的性質：“本刊發行的目的有二：其壹，是為我們這些清末小說的研究者提供發表文章的園地；其二，是包括了基本資料的整理。”起初，雜誌的作者尚限於日本壹隅；而從第三號開始，中國學者亦加入其中，並且，撰稿人的範圍不斷擴大，以致大洋彼岸的美國也有稿件傳來，使這本刊物真正具有了國際性。至今，《清末小說》已出滿二十期。此外，與之相配套，《清末小說特別通訊》(《清末小說きまぐれ通信》，不定期)與《清末小說通訊》(《清末小說ガグ》，季刊)也先後面世。前者始行於壹九七九年十壹月，***出五十期；後者接踵而至，改為定時出版，篇幅擴充，自壹九八六年八月發刊，今年壹月印行的已是第四十八期。與《清末小說》之刊載長篇論文、考證、輯佚及資料編目相區別，通訊類簡報多半以短論、會議報導、資料發現及考證、書評、近期研究目錄(包括大陸、港、臺與日本、韓國)為主。這些刊物雖然均署作“清末小說研究會”的出版物，而實為樽本照雄先生壹人包辦，從約稿、編輯、排版壹直到郵寄，無不如此。二十年來，壹以貫之，尤為難能可貴。臺灣學者魏仲佑評論樽本，稱“其對清末小說之研究用心之苦，付出力量之多，研究之勤勞當今世上不做第二人想”(《清末小說的研究在日本》)，確為中肯之言。
凡自認為有研究能力的學者，總願意將更多的時間與精力用於個人的著述，而盡量減少分身之務。樽本照雄先生卻不然，在頻頻發表論文，並結集出版了《清末小說閑談》(壹九八三年)與《清末小說論集》(壹九九二年)的同時，不但肯以壹己之財力支撐兩種刊物，而且樂意在“為他人作嫁衣裳”壹類的事務上大力投入，亦屬難得。編雜誌壹節已見其精神，編資料在他也是當仁不讓。
不言而喻，基本資料的掌握為任何研究的基礎。在進入某壹專題時，研究者總是希望有相關的工具書可以查閱，以發現線索，因為無論如何博覽，壹人所見終歸有限。因而，工具書的相對齊備，也可視為衡量學科發展水平的壹項指標。不過，編纂提供基本資料的工具書，費時費力，也不易討好，遺漏、錯訛在所難免。何況，資料公開，方便了眾人，個人便不再享有獨得之秘的專利，或竟有益於人而不利於己，身在其中的研究者未必無所顧慮。辛辛苦苦得到的材料、考證的結果，別人隨意引用，卻連註釋也不加壹個，這在學界並非罕見。有此種種考慮，資料類工具書於是成為千呼萬喚而少有作者的學術工程，我們畢竟還生活在需要計算投入與產出比值的經濟社會裏。晚清小說目錄的長期無人續修，也可於此中得到解釋。
因而，當我看到樽本照雄先生獨力編成的《清末民初小說目錄》壹巨冊時，既為包括自己在內的中國近代文學研究者汗顏，又為學界從此擁有了壹本可資參考的工具書而慶幸。樽本作此書，可謂數十年磨壹劍。初版刊行於壹九八八年三月，經十年之積累，壹九九七年十月，又出版了修訂本《(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
在該編新序中，樽本照雄先生明確地將壹九○二年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辦的《新小說》雜誌作為劃時代的界標，因此，前後兩本目錄均以壹九○二—壹九壹八年間發表的小說為主。把清末與民初小說視作壹個整體，符合歷史的實際，也反映了目前學界的體認。自從梁啟超在《新小說》第壹號刊出《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提倡“小說界革命”，眾多文人學者躋身小說家之列，翻譯、創作如火如荼，壹如吳趼人所描述。而民初小說的日益商業化，看似與清末的政治化殊途，實則仍有內在聯系。梁氏為論證小說有益於社會革新而提出的“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在提升小說等級、用作啟蒙工具的同時，也使小說的著譯與出版成為有利可圖的行當。辛亥革命後，帝制推翻，民國建立，小說作者原有的政治激情消解，寫作與翻譯的娛樂性普遍加強，出版的商業色彩於是更加凸顯。以致壹九壹五年，梁啟超總結十余年來的創作歷程時，竟厲斥“小說界革命”的產物“新小說”為害社會：“近十年來，社會風習，壹落千丈，何壹非所謂新小說者階之厲？”此“新小說”並未達致梁氏當年的期望而走向墮落，雖令其痛心，而將“什九則誨盜與誨淫而已，或則尖酸輕薄毫無取義”這遊戲文的“今之所謂小說文學者”，指認為“新小說”之流亞(《告小說家》)，卻並不含糊。據此，清末與民初小說原是壹脈相承，在當事人已認作自然的事實，盡管評價可以有高低。而將民初納入視野，則使《(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在小說類工具書中獨樹壹幟，比之此前問世的《晚清小說目》(阿英)、《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提要》(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明清小說研究中心)之截止於壹九壹壹年的時限，又加拓展，有補闕之功。
若就編輯體例而言，樽本照雄之小說目錄與阿英的最大不同處，在於兼收雜誌上發表的短篇。為適應社會的多樣需求，近代報刊除連載情節曲折的長篇說部“放長線，釣大魚”，以招徠讀者、擴大銷量外，也推出壹次刊畢的短篇小說，慰藉急於知曉“後事如何”、不耐煩總是等待“下回分解”的看客。見於壹八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申報》(該報創刊於同年四月三十日)上的《壹睡七十年》，即屬早期此類作品中的壹例。短篇小說於是脫穎而出，在清末民初的報章中地位日形重要。阿英的《晚清小說目》雖也收錄短篇小說集，畢竟數量微少，如初版《晚清小說目》收創作四百六十二部，其中註明為短篇集的不足十種，自不能反映其時小說寫作的全貌。作為書籍流通的小說與報刊登載的作品原有不同的讀者期待。近代短篇小說情節簡單，多半經不起反復閱讀，不能滿足壹卷在手、過癮解悶的大眾需要，短篇之不見好於小說書局，確有其特殊的理由。但如果據此得出短篇小說在近代創作蕭條的結論，則是明顯地以偏概全。有鑒於此，《(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主要借助上海圖書館編纂的《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大量錄入初次發表於雜誌的短篇小說，便使此編資料更為齊備，利用價值更高。而編目數量之所以達到壹萬六千零壹十四件之巨，也與此壹編輯方法大有關系。
在卷首《本書的使用方法》壹文中，樽本照雄先生開列出的參考文獻計達壹百五十五種。在如此豐厚的基礎上成書，因采集眾長而壹枝獨秀，其優勝地位自是十分明顯。而依靠廣取博觀，及時吸納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則是《(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得以處於學科前沿的保證。研究近代、尤其是晚清小說，最常發生的困惑，便是作者真實身份的確認。大部分作品在發表時，所署均為筆名，尤以創作為最。造成這壹現象的原因，或是沿襲舊習，仿古代文人“遊戲筆墨”之意，以作小說為“小道”，不肯現出真身；或是抱深憂，懷大誌，嘲諷世相，痛言改革，以致鼓吹革命，“筆無藏鋒”，恐怕招來麻煩，落入牢獄，不得不隱去真名。更有壹種特殊的情況，男性作者在涉及婦女題材的寫作時，為釀造感同身受的親切氛圍，也樂於托名女士，令人不辨雄雌。而這些泛濫成災的化名，無異為今日的研讀設置了重重障礙。因無法判定作者姓甚名誰，是男是女，缺乏最基本的相關資料，研究工作往往會陷入迷途。特別是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盛行的時代，考證作者更成為立論的基礎。因而，辨明作者作為晚清小說考證的要項，壹向受到研究界重視。不過，由於線索散漫，資料湮沒，考求需要耐心與敏感，有所發現實屬不易。郭長海可謂此道中具備硬功夫的少數學者之壹。他從報刊文獻人手，仔細爬梳，屢有收獲。如自《新聞報》、《申報》的廣告與詩作中考察出，第壹部長篇翻譯小說《昕夕閑談》的譯者“蠡勺居士”本名蔣子讓，重譯者“藜床臥讀生”為管斯駿；晚清重要的“社會小說”《黃繡球》的作者“頤瑣”真名為湯寶榮，評點者“二我”乃陳其淵。又如，供職美國芝加哥大學的馬泰來先生，以考證“林譯小說”原本而見重於國內近代文學研究界。其所撰《林紓翻譯作品原著補考》發表在《清末小說》第十六號，新勾稽出《天囚懺悔錄》、《柔鄉述險》、《怪董》、《俄宮秘史》、《九原可作》等六部林譯原本。這些九十年代的考證成果，也很快納入新編的小說目錄中。
而我以為，《(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最可取處，在於其大量著錄了翻譯小說的日文原本情況。借途日本，學習西方，是近代中國尋求現代化的特殊之路。加之，中日兩國有所謂“同文之便”，也加固了日本作為向中國輸入西方文化中轉站的重要地位。小說翻譯也不例外，晚清有中譯本的日文小說數量空前絕後，譯者爭相角逐。即便是西方小說，此時也往往經由日本，轉譯為中文。已有的工具書，於註明譯本源流上多有欠缺。在中國學界，為力所不及，情有可原。而唯壹壹本由香港與日本學者合作編纂的《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實藤惠秀監修、譚汝廉主編、小川博編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壹九八○年)，雖對此缺失有所彌補，但因兩地資料有限，所錄晚清著作，不少均未能標明具體出版年代，更大的遺憾，則是日文原作多半查無出處。應該說，日本學者在這壹領域所能發揮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如在發刊之初的《清末小說研究》連載《清末偵探小說史稿》的中村忠行先生，即於此用力甚勤。身處當年文學傳送站的日本，樽本照雄先生也自覺對澄清此段歷史因緣責無旁貸。在占有地利優勢之外，他更以自身堅實的研究功底，使這壹工作日趨完善。由於匯聚了日本學者抉發考稽的大批日方原著版本，該編因而在資料翔實方面遠遠突過前人，領先學界。
不妨略舉數例，以作說明。初刊於壹九○二年《新小說》雜誌的《二勇少年》，阿英《晚清小說目》列入“創作之部”；《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已知其誤，改正為“(日)櫻井彥壹郎(譯)；南野浣白子(重譯述)”，所註刊本為上海廣智書局壹九○五年版；《(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則將雜誌與單行本壹並錄入，又開列出日文譯作的版本：櫻井鷗村譯《世界冒險譚》第三編所收同名小說。再如署名“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譯”的《(社會小說)巴黎繁華記》，《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失收，《民國時期總書目·外國文學》(北京圖書館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壹九八七年)置於“國別不明的文學作品”之列，樽本所編目錄則詳註出：原作為法國Fortune Du Boisgobey所著“Porte Close”，英譯本名“The ClosedDoor”，日本黑巖淚香譯作《玉手箱》，三友社壹八九壹年五月十九日出版發行。而有關吳趼人(我佛山人)譯述之《電術奇談》的考證，尤能顯示樽本先生的功力。此作首刊於《新小說》，署名壹項所記頗繁復：日本菊池幽芳氏元著，東莞方慶周譯述，我佛山人衍義。吳氏自承：“此書原譯，僅得六回，且是文言。茲剖為二十四回，改用俗話，冀免翻譯痕跡。”(《<電術奇談>附記》)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據此斷言：吳書“已非翻譯性質”。樽本照雄先生經過仔細查考，發現了菊池幽芳的原作。這部發表於壹八九七年壹月壹日至三月二十五日《大阪每日新聞》的報章連載小說，總***七十五回，原名《賣報人》(《新聞殼子》)；壹九○○年，大阪堂又分前、後兩編，刊行了該作單行本，而依照時間推算，方慶周應是據此本譯出。經過認真比較，樽本判定，吳趼人之作雖有添改，但仍大體忠實於原著(見氏著《吳研人<電術奇談>の方法》，《清末小說》第八號)。有此底蘊，目錄中的相關註記自是確鑿可信。
具備如許優點，《(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之為研治中國近代文學者必須參考的工具書，已不待言。而既為研究者的必讀書，便當以精益求精的標準衡量之，於是尚覺此編有若幹可商榷處，壹並提出討論。
關於著錄體例，該編盡量收集了截止到壹九九七年五月出版的各種清末民初小說版本，意在提供詳備的資料；但由於除再版外，重排及影印本亦單獨標目列出，便有眉目混淆之嫌，不利於準確把握此期小說生產的實況。如前些年使用壹九八八年版《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時，雖知其收錄近萬件，卻苦於統計確數之不易，曾發函求教於樽本先生本人，日後得其惠賜之《清末民初小說的種類》壹文，已計算出壹八四○—壹九壹八年的小說品種實收七千七百九十二，差額的數目，即大抵因重版而出。以新版為例，吳趼人的名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屢經翻印，故著列有三十九條之多；蘇曼殊行跡浪漫，多才多藝，二十年代以降，其書幾度熱銷，《斷鴻零雁記》因占四十壹目。二種固為特例，卻可見分列之病。竊以為，目錄的編排可以采取同項合並的辦法，而依發表順序排列報刊及各單行本的版次，系於該書目之下。如此，則能令人壹目了然(順便提及，各種《蘇曼殊全集》也可不必再單獨列目)。自然，因書商的貪圖贏利或作者的流亡身份、內容的涉及時忌，同書異名者亦時有發生，判定歸屬誠非易事。此則有待眾多研究者的努力，而不能專責於樽本先生。
與體例相關的，還有對“小說”的定義。晚清的“小說”概念包含甚廣，戲曲、彈詞亦在其內，內涵大體與敘事類文學相等。梁啟超等人作《小說叢話》，即起因於梁氏撰寫的十余條讀《桃花扇》筆記；李伯元編《庚子國變彈詞》，也自稱所用為“小說體裁”。(《庚子國變彈詞·例言》)二者在分類日趨精細的今日，已剔除於小說之外。而《(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既著錄了《庚子國變彈詞》，也列載出贏宗季女的《六月霜》與覺佛的《女英雄傳奇》(均見於阿英所編《晚清文學叢鈔·傳奇雜劇卷》)等，卻又並未將其時行世的彈詞與戲曲盡數收入，不免顯得體例不壹。
此外，也有個別非敘事類作品摻雜其中。如梁啟超節錄的《松陰文鈔》，乃日本幕末時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吉田松陰的漢文選；金壹所著《女界鐘》(目錄中未註出作者及版本)，為晚清闡發女權理論的代表作；人尹郎編輯的《徐錫麟》，系匯集當年報紙刊載的徐錫麟壹案有關報導、供詞等而成。之所以誤收小說目錄中，推想緣由，或因沿襲前人之說，《徐錫麟》與《六月霜》二書，《丁未年小說界發行書目調查表》便已錄入；或因其人也作過小說，李伯元、梁啟超、金壹即屬此列，故牽連而及。又有傳記雜人的情況，像武林印刷所印行、未題撰人的《女豪傑》，實為梁啟超在《新民叢報》“傳記”欄發表的《(近世第壹女傑)羅蘭夫人傳》的翻印本，似應除外。此目亦因《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提要》收錄在先而致誤。
另有《女子救國美談》壹種也值得壹說。此書在編目中分置兩項，《女子救國美談》項下註為“熱誠愛國人編”，《貞德傳》項下作者寫明為“馮自由”，又有壹參照目列出《女子救國美談》壹名《貞德傳》，而前者標作翻譯作品，後者則為創作，顯然視為不相幹的兩本書。實則據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中《開國前海內外革命書報壹覽》所言，《貞德傳》作者即馮氏本人，初刊於庚子即壹九○○年。該書“又名《女子救國美談》，系章回本小說，由《開智錄》逐期登出。只刊全書四分之壹，而《開智錄》停刊，在上海有單行本”。因而，編目應將其合為壹種，仍當歸人創作類。
而以近代出版物數量之巨，憑個人之力，實難遍覽無遺。間有差錯，本可諒解；偶然漏失，也屬正常。即如成都昌福公司壹九壹五年出版的《松崗小史》，便未見錄載。此書為壹長達三百七十頁、四十回的創作小說，安素《讀<松崗小史>所感》對其贊譽備至，許以“是最妙之政治小說”，“最妙之立誌小說”，“最妙之家庭小說”，“最妙之軍事小說”，“最妙之教育小說”，“最妙諷勸社會之小說”，“最妙之言情小說”，“最妙之實業小說”，“最妙之歷史小說”。作者自署“覺奴”，據吳虞所撰序文，可知其本名劉長述。八十年代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壹卷時，曾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壹見。
目錄書欲求完善，原賴眾力，故亦奉獻壹得之見，以答謝樽本照雄先生求全責備之誠。
壹九九八年二月六日於京北西三旗
(《(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樽本照雄編，日本清末小說研究會壹九九七年十月版)